【网友力作】明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格局

摘自:世界军事论坛

今天,在一些人的思想中还有这样一个误区:东北是满族人的老家,东北作为中国的领土,是满族八旗入主中原之后,把东北大地像嫁妆一样带进来的。???殊不知,这可是个天大的错误。远的不讲,仅就明朝来说,建国之始就在东北地区设置了系统完整、结构规范、行之有效的管理机构,也就是说,明朝时,东北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明朝实现东北的统一

 

  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风起云涌。公元1368年(明太祖洪武元年)8月,明军攻占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逃往元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上都被明军攻破以后,顺帝继续远逃。1370年,顺帝死后,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即位,历史称其为“北元”。北元等元朝的残余势力,在东北地区非常活跃。丞相也速盘踞在辽西地区,驻兵红罗山(今辽西松岭山脉),与北部草原遥相呼应。原来元朝在东北的最高建制???辽阳行省,被元朝的故臣旧将拥兵割据,多者数万人,少则数千人,虽然没有统一的指挥,但都与明朝为敌。如行省丞相也先不花驻兵今辽宁开原,平章刘益据守辽东半岛,平章洪保保占据辽阳城。北元在东北的最大一股势力是万户纳哈出,他是元朝重臣木华黎裔孙,有兵将20余万,驻守在金山,成了明朝统一东北最大的绊脚石。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并没有因为北元偏于东北而放松警惕,他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一面积极招安,为降明的首领封官授爵,一面武力清剿顽固力量。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1410年,明朝永乐皇帝率50万大军亲自征讨漠北,军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才完成了对东北的统一。

 

  “金复海盖,辽阳在外”的由来

 

  明朝从行政组织系列来说,中央之下最高行政区划为行省,以下为府州县,全国分为山东等13个行省;从军事组织系列来说,中央最高的为5军都督府,下辖为都指挥司(简称都司),以下为卫所。由于东北地区地处边疆,具有特殊的军事战略意义,因此,明朝在建制设置上从实际出发,实行军政合一,即把行政、司法的职能统一于军事机构,把都指挥司作为在东北设置的最高地方统治机构。元、明时期,辽阳是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明朝顺延元朝的做法,把这个兵团级的东北最高军政机构设在辽阳,辖25个卫、个州2及一些属部。辽东都司的辖境东到鸭绿江与朝鲜比邻,西至山海关,南到旅顺口,北到开原与奴儿干司相接。辽东都司的最高长官是总兵,有太监和巡抚都察对其进行监督和协助处理军政要务。辽东总兵均是选用“内臣”担任,是东北地区的“土皇帝”,其人选是否得当,作为如何,于东北地区的发展和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天启二年(1622年),明朝廷在山东登州(蓬莱)设登莱巡抚,以加强山东半岛及辽东半岛军政事务管理。蓬莱民谚所说“金复海盖,辽阳在外 ”,是指当时登莱巡抚在辽东半岛的管辖范围,即今天的大连市金州区、复州(今瓦房店市)、海城市、盖州市一带。也就是说,辽东半岛的金州、复州、海城、盖州等地都属于山东登州府管辖。当时,以上4州的学子进京科考之前,必须到山东参加省一级的乡试,获得举人身份,才能继续进京参加会试。

 

  设置众多的“军分区司令部”[/fly]从太祖朱元璋开始,明朝廷就不断地遣使到女真地区招慰,动员其归附,建立了许多卫所。1403年,明朝廷首先建立了建州卫,由女真酋长阿哈出任卫所的最高长官指挥使。到1409年(永乐七年),明朝在斡难河、黑龙江、嫩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松花江、亨滚河等流域设置了130个卫所,任命了大批的女真人为指挥使、千户和镇抚。

 

女真各卫所实际也是军政合一机构,级别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和自治县(市),与明政府有着明确的隶属关系。女真各卫的官员由明朝皇帝亲自封授,这些官衔从上到下依次是卫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千户、百户、镇抚等。如果有为朝廷立下大功的或人多势众有影响力的,则被封为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个别有特殊贡献的还可以得到“龙虎将军”的高职衔。这些官职一般家族世代相袭,承袭者经明朝皇帝批准后才算数。皇帝封授这些官职的标志物是诰、印、冠带袭衣。诰,就是敕书,武官五品以上为诰命。敕书上面写明领取者的姓名、官衔、颁发日期;被任命者必须妥善保存,不得丢失不得涂改。敕书对内作为行使权力的凭证,对明朝是有进贡和受赏赐资格的信物,进京和到内地时,随身携带,路上关卡随时检验。印,就是官印,由明廷礼部负责铸造并颁发,亦是行使权力的凭证。冠带袭衣是明朝的官服,包括帽子、腰带、服装等,按品级官衔有着不同的样式、图案和颜色。

 

  设置直辖的“省军区司令部”明朝在东北地区设置的女真卫所,到1447年(正统十二年)数量已达204个。万历时期,增至381卫和39个千户所。这些卫所分布在西起鄂嫩河,东到库页岛,北至乌第河,南达日本海,包括整个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

 

  1409年正月,奴儿干卫的首领忽剌冬奴到北京朝贡,提出了“宜立元帅府”的建议。朝廷接受了这一建议,即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以管理偏远地区的女真人。奴儿干都司的设置,促进了明朝对女真的管理,女真各部“莫不朝贡内属”,当地各族人等表示“我等臣服,永无疑矣。”

 

  “奴儿干”是地名,原意“图画”,是说这里的山川美如画卷。奴儿干都司是直属明朝廷的军政合一的地方行政机构,级别相当于现在直辖省军区兼省政府,治所在今俄罗斯境内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下距黑龙江口约150公里,是个锁钥形势之处。奴儿干都司高层官员均由明朝廷从内地派任。所辖之卫所,属 “羁縻卫”。这种羁縻卫所与内地的卫所比较,有其不同点:一是它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机构,除了军事职能外,还要管辖地方的行政事务,二是它属于土官体制,即由当地部落首领担任卫所各级官员,而且官职是世袭的,父死子继,父老子替;他们没有俸禄,可在朝贡时领取赏赐。然而,这种羁縻卫所始终隶属于明王朝,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女真卫所的部属是明朝的“属夷”,他们对朝廷有“守土”之责,即“守御边境”,“看守地方”,还必须执行明廷的政令,听从调遣,按期纳贡;二是诸卫所官员由明朝委任。卫所官员升袭有定制,由兵部主管。

 

  奴儿干都司管辖范围西起斡难河(今鄂嫩河),北至外兴安岭,东抵大海,南接图们江,东北越海而有库页岛。最多时辖384个卫、个所、个247地面、个站、个寨。其境内有蒙古、女真、吉里迷、苦夷、达斡尔等族人民,多以渔猎为生。公元1413年(永乐十一年),在奴儿干都司衙署所在地特林,创寺塑佛,名永宁寺,并立永宁寺碑。碑身高179厘米,宽83厘米,碑侧广42厘米。正面额题“永宁寺记”,横写,大字正书。碑阳用汉文刻写,碑阴为蒙古文女真文。1433年(宣德八年)重修寺院,再立“重建永宁寺碑”,碑文内容相同,全系汉文刻写,碑高207厘米,宽122厘米,正面额题“重建永宁寺记”,碑文记载丁奴儿干都司所辖地区受中央政府统辖和建寺立碑情况,以及明钦差大臣、太监亦失哈征服奴儿干及东海苦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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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力作】新洲夜话:文革起源

摘自:未名空间站

前文说到是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吓坏了刘邓集团,为了再施“李代桃僵”之计,刘邓征得毛主席同意之后派出了工作组,意图把文革的烈火引向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引向“传统的阶级敌人”——“黑五类”。与此同时,一个由中学生首创的学生组织——红卫兵——出现了。刘邓集团通过工作组操纵红卫兵酿成了一场文革的第一场悲剧—— “红色恐怖”。

 

 

据网上资料显示,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前三天,清华附中的部分学生首先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随即是北大附中成立了“红旗战斗队”。那时候教育界批判的主流还是在批判文艺、文化界的资产阶级思想与与人物,那时的北大正在围剿聂元梓等人。这些红卫兵的诞生与围剿聂元梓是否有关不得而知,可以有一点可以肯定,最初的红卫兵不是聂元梓等大字报鼓舞的产物。

 

这些最早出现的红卫兵几乎全部由干部子弟组成。由于他们佩戴的臂章是红底黑字,更由于一个多月后成立的由普通群众子弟构成的红卫兵选择了红底黄字的臂章,所以这些干部子弟构成的红卫兵后来被称为“黑字兵”。

 

干部子弟多数从小接受了较多的政治意识熏陶,加之政治信息灵通,参与政治运动的热情自然更高,主动性更强。特别是文革开始时的斗争矛头是指向文艺、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这些干部子弟很自然地把这场斗争与“反右” 联系起来,他们要继承父母的事业,把“反对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大旗接过来,做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卫兵。

 

但是,仅有这一点点单纯的愿望是不够的,文化大革命不同于“反右”,文革的敌人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在共产党内,也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孩子连真正威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危险来自何方都不知道,连敌我阵线都搞不清楚,连枪口应当对准谁都不明白,就批斗,就游街,就抄家,能够不犯错误吗?!

 

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得到毛主席的赞扬与推荐之后,红卫兵首先错误地认为学校领导和部分教师就是最危险的敌人,不仅错误地批斗了大批学校干部,还错误的打击了一大批教师。他们严重地超越了批判的界线——实施了殴打、抄家、游街、关押等人格侮辱和人身伤害。更为错误的是,他们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同学及他们的家庭,将“反修、防修”的政治斗争变成了对历史上的敌对阶级“算旧账”,打击和迫害了一大批本来已经“归顺”了的人们。这些打击与迫害成为文革中最大的灾难,使得一些本已“归顺”的人们重新站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一边,成为否定文革的主力军之一。

 

当然,红卫兵所犯的这些错误绝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缺乏政治素养的结果,更是刘邓资产阶级政治路线的直接结果。尽管这些红卫兵组织是学生组织,但是毕竟是政治组织,是进行政治活动点组织,是自愿接受党的领导的政治组织。特别是这些红卫兵多数是干部子弟,他们对解放后十几年党内、党外的政治斗争多少有些了解,他们知道正确地理解中央的意图,知道“站错队”的严重性,所以他们行事必然是紧跟党中央的的政策与意图的。或者说,那些年青、冲动、缺乏政治经验的“红卫兵”其实仍然是在当时的党中央的指导下制造“红色恐怖”的。以当时还在刘少奇控制之下的人民日报为例,66年6月1日,也就是红卫兵诞生的的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题名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该社论的第一段就说: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注意,这篇社论直接号召把“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当作敌人,以“暴风骤雨”般的气势“横扫”。这也就难怪那些一心想在文革中为党,为无产阶级事业做出贡献的年轻人把“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了!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该社论中竟然说:“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这不是直接与党的《五一六通知》唱反调吗?《五一六通知书》说要清除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赫鲁晓夫何许人也?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啊!党的首脑啊!与“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何干?

 

党的报刊、广播如此误导青年学生,他们怎能不犯错误?

 

除了党的媒体对学生们的误导之外,工作组是直接误导红卫兵的主力。当工作组是“爸爸”们的“工具”时,“爸爸”们就成了红卫兵的实际操纵者。

 

下面摘录了“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一文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大权在握的“爸爸”们和工作组在操纵“红卫兵”制造“红色恐怖”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下面就从刘少奇、邓小平亲自过问、直接干预的两个基层单位的情况入手,来具体说明刘少奇、邓小平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领导文革运动的方法和风格。有关事实记录,很多来自文革运动中群众出版物的文章,这里基本引用原话,但去掉一些浮夸而无实际内容的词句。

 

第一个例子是北京师大一附中。当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该校高一学生,她可以经常向刘少奇汇报情况,而刘少奇也根据女儿的汇报,做出指示,让刘平平转达给工作组。

 

六月九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六月二十日,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出大字报[指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如果说,向工作组发难使人想起一九五七年“向党提意见”的鸣放运动,那么,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特别是所谓“引蛇出洞”策略,就成为刘少奇心目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参照系,这期间他的指示、谈话,都反映出他准备把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整套作法运用到当时的运动中去。

 

除了五七年反右,另一个被格外注重的参照系就是不久前的四清,特别是以“桃园经验”为象征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严密的信息控制、政策神秘化、给群众分类排队等具体操作。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工作队革命委员会的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数学生参加,告诉他们保守秘密。”另一方面,是对群众“闹事”的可能场景的厌恶和防范:“可以让大家学毛选,社论,准备材料,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

 

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开了八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赞许下的武斗:工作组七月十一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XX(另一名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

 

三次斗争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连开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

 

第二个例子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邓小平曾亲自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胡当时负责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文化大革命)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并搞成“典型”。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六月四日,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一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一些师生对工作组进校以後把矛头指向群众非常不满,六月十七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在工作组的煽动下,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学生中也有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等学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组织的对少数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贴大字报及支持大字报的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十二个被斥为“右派”的同学,其中张XX、朱XX被定为“反革命”。张XX被斗了两天一夜,朱XX只许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

 

女附中反工作组的事件导致了邓小平本人对该校的直接干预。下面是胡启立对有关事实的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当时的团中央书记)突然通知我说,要我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我吓了一跳,不知象邓这样的人为什么突然叫我?去了以後,邓……具体指示我说:‘那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我回来后,就赶快通知工作组,那十三位同学不是积极分子,要坚决依靠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这样必然造成工作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动了群众斗争群众。”六月二十七日,梁二同等十八人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下令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企图进行政治迫害”。

 

邓小平进一步下达指示,要求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打击反工作组的少数学生。胡启立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指示我,应象师大一附中那样在学生中组织辩论会,辩论和孤立那些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当时我有些犹疑。胡克实要我向邓办公室打电话请示。六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邓小平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邓的指示说,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七月五日,邓亲自找我和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及两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开会。他又一次当面指示要组织辩论。当时一位同学代表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了,怎么办?邓竟指示说:‘她们不来,缺席辩论也可以嘛!’”

 

根据邓小平在十天内连下的三道指示,不顾工作组同志的反对,七月七日到七月九日接连召开了三天的辩论会,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制造白色恐怖。

 

除了带头反工作组的学生外,其他很多学生也没有幸免于被打击迫害。邓榕后来对师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忆到:“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七月初,刘少奇、邓小平制定一个对中学干部、教师进行“集训”的方案,以便结束中学运动,尽快开学。从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工作组组织了包括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半退休病号在内的师大女附中干部、教师“集训”,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决他们“洗澡下楼”问题。每个干部、教师都跟着一个“左派学生”,工作组把干部、教师的排队类别和主要材料告诉这些“左派”,他们随时可以叫干部、教师交代问题。七月二十五日,工作组组长张世栋讲:“洗澡下楼不要‘就事论事’,要猛上纲。”“有人要洗烫水澡。革命小将在把关,守得很严。”集训期间,干部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残,很多干部教师都讲,去集训就象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书。】

 

请注意上面所引用文字中的如下内容:

 

在刘少奇通过女儿控制的师大一附中里:

 

“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六月二十日,一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

 

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

 

“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

 

看,刘少奇就是这样指挥工作组转移斗争大方向,镇压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党内走资派的反的教师与学生的。其手法与“反右”何其相似!

 

在邓小平通过女儿控制的师大女附中里:

 

“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

 

“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

 

“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具体指示我说:‘那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

 

看,邓小平直接把反对工作组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学生叫做“反动学生”,难怪工作组敢于把学生打成反革命!

 

通过这两个例子足以说明刘少奇、邓小平确实是通过工作组再次实施了“李代桃僵”的计策,一方面打击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党内资产阶级的反的教师与学生,另一方面把文革引向批斗教师,批斗专家,批斗学术权威,批斗学生,引向打击、迫害“五类份子”及其子女。此计策即可以保全他们自己,又可以把广大教师、学生和“五类份子”及其子女的怨恨嫁祸给文革。真的可以当得起那句话:何其毒也!

 

那么工作组对红卫兵是什么态度呢?红卫兵在工作组转移斗争大方向,在教师、学生中抓反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刘少奇女儿在记录刘少奇指示的日记中提到“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这说明刘少奇对红卫兵——哪怕是由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心存畏惧。尽管红卫兵八成不会针对自己的官僚集团,但是他们开了危险的头:开创了学生自己建立组织参加政治斗争的先河。一旦非干部子弟也都开始组织自己的红卫兵组织,那么再想操纵这些学生,再想控制斗争的方向,就要困难千百倍了!所以刘少奇必须反对学生建立自主的红卫兵组织,这也就是工作组对待红卫兵的基本态度。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红卫兵普遍是在6月初成立的,他们成立红卫兵组织的目的就是要继承父辈“反右”的事业,他们实际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学校领导干部中、教师中、学生中抓“反革命”,就是走上社会“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一切正好与工作组组织学生斗学校领导,斗老师,斗部分学生,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目标一致,所以工作组怎么会不利用这个冲动而又幼稚的组织来充当制造“红色恐怖”的主力呢?

 

所以工作组一方面反对、限制学生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一方面利用——鼓励红卫兵去打击、迫害教师、学生,和“五类份子”及其子女。

 

为了便于在大中学校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六月十七日中央与国务院曾下令大中学校停课半年,专门搞运动。可是现在工作组却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对学生运动设置了诸多限制,如:不准成立红卫兵组织,不准搞学校间串联,不准大字报上街,不准反对工作组等等。把青年学生们的革命热情压得死死的,学校放假后运动反而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组的倒行逆施引起了部分师生和红卫兵的不满,批判工作组的呼声日渐高涨。这就直接导致了工作组在学生、教师中大抓反革命。正是由于工作组的学校师生中大抓反革命,激起了更多的红卫兵和其他师生起来反对工作组,同时导致红卫兵开始从被工作组利用,转而反对工作组,要求中央撤出工作组,由学校师生自己闹革命。

 

在工作组所抓的“反革命”中,最著名的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蒯大富,这个后来成为北京红卫兵“总司令”的人。

 

毛主席于667月底回到北京,立即要求调查工作组在学生中抓“反革命”的事情,陈伯达立即通知清华大学工作组释放已经被关押的蒯大富,紧接着周恩来亲赴清华约蒯大富谈话,深入了解清华大学文革的进行情况。当清华与其他几所大学的情况汇报到毛主席那里后,毛主席决定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解决工作组转移文革大方向问题。

 

在八届十一中全上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刘少奇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工作组随即撤出学校,在学生中抓“反革命”的错误被立即制止了,对学校领导与教师的打击、迫害也开始收敛,但是在“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下对“五类分子”及其子女的迫害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有所加强。直到66年秋,文革斗争的烽火已经烧到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官僚集团身上,许多“黑字兵”的父母先后沦为“黑帮”份子,“黑字兵”因而分裂,一部分坚持“血统论”的“黑字兵”沦为“反动组织”——“联动”,致使中央文革终于公开批判“联动”时,“红色恐怖”才宣告结束。

 

刘邓、工作组和“黑字兵”制造的“红色恐怖”是文革中所有悲剧的第一幕,也是造成的伤害最广的一幕。毛主席在他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愤怒地斥之为“白色恐怖” !毛主席说得一点也不错,那就是白色恐怖!是反对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白色恐怖!

 

可悲的是,那些满怀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们稀里糊涂地为白色恐怖充当了打手!

 

而可笑的是在这一幕中受伤害的人们大多把责任记在毛主席发动的文革上,而对真正伤害他们的刘邓倍加赞扬!当然,他们中的部分人赞扬刘邓并非不了解是谁伤害了他们,他们赞扬刘邓是因为刘邓的政治路线最终把他们从“黑五类”变成了“社会精英”。

 

(写到这里,心情格外沉重,因为当初我自己就参加了“黑字兵”,我也曾批斗老师,批斗同学,我也曾抄家,打人。我不仅伤害了老师与同学,还伤害了一些从来不曾相识,今后也不会相识的人。我愧对他们,我真诚地向他们道歉。)

【网友力作】能力不足还是别有用心——评《我们的政府有多大》

摘自:未名空间站

陈志武教授2008223日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了《我们的政府有多大》一文,在通过将现今的中国政府开支与帝制时代、改革开放前和当今的美国比较之后,得出了“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资产财富份额极低”的结论。此文一出,网上立刻广泛转载,声讨中国政府不顾民生敛财自富之声不绝于耳。然而笔者细读此文,并和最近到手的《2007年全国财政决算》及《2008: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比较之后,却发现陈教授文中无论是数据还是逻辑,均有极大的谬误,今试分析如下:

 

 

1   中美财政收入比较

陈教授文中称,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税收入为2.4万亿美元,占GDP18%。嗯,基本差不多,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为2.57万亿美元,占GDP18.8%①,但是需要澄清的是,这个数据仅仅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并不包括州和地方政府的收入。而陈教授拿来比较的数据是中国全国财政收入,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总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总和是4.2万亿美元,占GDP30%①。相比之下,中国全国财政收入是5.13万亿人民币,占GDP20%。也就是说,陈教授用美国的中央政府收入和中国的全国财政收入来比较,得出美国政府收入和中国政府收入差不多的结论,实际上是不正确的。

 

2   中美财政收入占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对比

在这里,陈教授又犯了一个错误,他给出美国2007年民间可支配收入为8.4万亿美元,实际上的数字是11.75万亿美元①。这样,美国政府收入占民间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35.7%,大约为1.07亿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而不是陈教授所言的8400万。相对的,中国的财政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按照陈教授给出的数据为48%(因为我没找到2007年的官方数据,如果按照2006年的数据计算,会低很多)。

 

3   中美政府福利开支的比较

陈教授给出了中美政府分别在福利上的开支和比例。这里,错误又发生了。2007年中国政府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经费是7437亿元②,而不是传闻中谢旭人部长所言的6000亿元。当然了,据说谢部长说的是直接用来老百姓身上的钱,不过鉴于美国并没有这样一个数据,所以我也只能采用《2007年全国财政决算》中相关方面数字的总和来比较了。此外,美国的社保制度和中国并不相同,美国政府将中国强制征收的社会保障金作为一种税收直接统计到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去,而中国,则将其设置为独立于财政收支以外的账户。也就是说,如果要比较中美两国政府在福利方面的开支,必须将中国的社会保障金收支纳入到政府财政收支之后再进行。根据新华社的报道,2007年各项社保收入10770亿元,支出7879亿元,节余2891亿元。而美国联邦政府在福利上的开支为1.59万亿美元,地方政府在福利上的开支约为0.30万亿美金③,总计约1.89万亿美金①。考虑到中国目前劳动力的平均年龄较轻,社保节余是为了将来支出作储备。那么中国政府在福利上的开支占全国财政收入和社保收入之和的比例为35.6%,占GDP7.3%,人均1403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9.1%)。美国政府在福利上的开支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5.0%,为美国GDP13.5%,人均63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7.9%)。

 

4   和历史上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较

陈教授又将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历史上数据比较,得出了中国财政收入的增幅远高于后两者的结论。但这个结论中并未考虑到政府在教育、福利、支农等相关方面开支的巨大增长。以1995年的数据为基准,按照陈教授的计算,去掉通胀成分后,2007年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2倍。但2007年政府在各项支出上比1995年增加的倍数分别为:教育支出约5.1倍④,社会福利支出约为9.2倍④,支农支出约为3.1倍⑤。也就是说政府收入的增加,直接体现在相关人民生活的各种福利开支的增加上。此外,陈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在1978年用现在比例相当的财政收入负责了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生活开支,这实在是对30年前中国的一种无知。实际上,当年的政府除了负责财政供养人员的各项费用外,国有企业职工的福利——从房子到退休工资,是由国有企业自己负责的,此项费用并未列入政府财政开支。

 

5   所谓政府的“可支配收入”

陈教授计算了2007年国有企业的盈利、国有资产和土地的增值,然后宣布2007年中国政府作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为10.6万亿元,加上财政收入5.1万亿元,一共是15.7万亿元。然而,在计算个人可支配收入时,难道能将持有股票的未分配利润和房地产增值算作可支配收入么?难道因为我的房子今年增值了10万元,就说我今年的可支配收入是10万以上么?那么明年房子跌价了20万元,难道可支配收入就变成负值了?这逻辑也太荒谬了吧。

 

除了上述错误。通过比较2007年和2006年的各项开支,还可以得到的信息是:2007年的教育经费(7122亿元)比上年(4780亿元)增长了49%;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经费(7437亿元)比上年(医疗卫生+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社会保障补助+粮棉油价格补贴)的开支(5121亿元)增加了45%。这两个比例都比财政收入31%的增幅要高得多⑥。另外,美国政府2007年共征收了社会保障税0.98万亿美元①,占GDP7%;中国的社保收入仅占GDP4%。如果将中国的社保收入提高到美国同等程度,那么中国的社会福利开支就会占到全国财政收入和社保收入之和的37.0%GDP10.3%,人均1977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8%)。亦即,美国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更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征收的更多。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比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得要快,但各种福利开支增加的速度也不慢,最近一年来甚至要快的多;中国政府提供的福利虽然比起美国还相距较远,但也没有到天差地别的程度。而陈教授通过运用错误的数据,错误的定义和错误的逻辑,得出了中国政府不仅规模比美国政府大,而且提供的各种福利远远及不上美国政府这样一个错误的结论。极度得扭曲了中国政府的形象,并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天堂般的美国。我不知道身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的陈志武先生为什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如果说是能力问题,那难道我要怀疑耶鲁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术水平?或者,陈先生在其文末尾的一句话,能够稍解我的疑惑——“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

 

注释:

①:《2008:美国总统经济报告》

②:《2007年全国财政决算》

③:《2008: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根据2005年数据推算,扣除相应比例的联邦政府转移支付

④:《2007年全国财政决算》及《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因财政支出统计口径的变化,部分数据按比例估算

⑤:《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因财政支出统计口径改变,采用2006年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