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真的让数千百万丧生吗？

Joseph Ball著 张星戈 译

《批判与再造》

　　近二十五年来，一些极端过度估计据云是由毛泽东造成的死亡数字，严重损害了毛泽东的声誉。毛泽东终其一生高度受人尊敬 的是，他的社会主义政策增加了中国人民的福祉，大大降低了中国贫穷与饥饿的水平，并提供免费的医疗照顾与教育。毛的理论也大大鼓舞了全世界对抗帝国主义的 人们。这或可解释何以右派对他视如寇仇。随着近年毛派运动的声势在印度及尼泊尔的明显增长，以及毛派运动对世界其它地区的持续影响，右派很有可能变本加厉 地敌视、诋毁毛泽东。

　　大多数诋毁毛泽东声誉的做法，都集中在攻击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本文主要关注的正是这段时期。1950年代中国农民就已经开始了合作社 式的耕作，到“大跃进”时期，他们加入了由数千人或数万人组成的大型公社，从事大规模的灌溉计划，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毛的计划就是要大幅增加农业及工业的 生产。有人说，这些政策导致了1959到1961年的饥荒（虽然有些人认为饥荒始自1958年）。用来解释饥荒的理由形形色色，诸如政府征购粮食过多，或 公社食堂让农民放开肚皮吃饭，造成浪费等等，也有人声称，农民顾着搞灌溉工程或忙着搞有名的“后院炼钢炉”（乡间建造的小型炼钢炉），而怠忽农耕。

　　毛泽东承认这段期间的确出了问题，但他把绝大多数的困难归咎于恶劣的气候和自然灾害，他承认也有他该负责的政策失误。

　　毛死后，中国官方发布的资料意指，有一千六百五十万人死于“大跃进”。这些数据是在邓小平政府发动批判“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运 动期间发布的。然而，这些数据怎么得来的，又怎么保留了二十年之久才公诸于众，却疑云重重，也就无从公正地确认这些数据可靠。美国研究者结合中国的证据与 他们自己由中国1953年和196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的推估，将死亡数字加大到约三千万。不久之前，张戎和哈利迪（Jon Halliday）在他们的“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一书中说，有七千万人被毛杀害，包括“大跃进”时期的三千八百万人。

　　西方作者研究这个主题，往往对这段时期采取十分偏颇的态度，好像被来源可疑的大量死亡数字所催眠。他们只注意政策的失当，从而可能大大夸大了政策失当所造成的损害。他们一直无法了解，“大跃进”的一些政策，初期的混乱一过之后，实际上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

　　美国政府从二战后至今一直在协助反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也涵括反共学者）。例如，1960年代主编《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的老牌毛泽东思想史学家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译按：着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该书已译成中文，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发行〕。该杂志所刊登未经证实的大量饿死的数字，至今一直 被人引用。后来，这份刊物从CIA的外围组织拿钱的证据曝了光，前些时候麦克法夸尔在写给《伦敦书评》（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的信中对此坦承不讳（他说，他在编《中国季刊》时，不知道这钱来自CIA）。

　　有些学者虽提供实质的证据，例如贝克尔（Jasper Becker）写“大跃进”的名著《饿鬼》（Hungry Ghosts）引用了目击者的说法，却没提供足够的旁证加以证实。张戎和哈利迪引证的有关“大跃进”的重要文件数据，一望即知是以误导的方式呈现的。

　　邓小平政权提供的数据说，有数百万人死于“大跃进”时期，是不可靠的。农民的证词驳斥了所谓毛要为此时期确实发生的死亡人数负主要责任的说法。

　　美国人口学家向来想用得自中国官方的死亡数据，以及其它人口统计数据，证明一项假设，认为“大跃进”期间有“大量死亡人数”（也就是说，“史上 最大饥荒”或“史上最大饥荒之一”发生在“大跃进”期间），但其证据间缺乏一致性，且证据来源整个疑点重重，削弱了“大量死亡人数”这项假设。

　　关于“大跃进”较为可能的事实

　　“毛泽东该为种族屠杀负责”的看法，一直被用来作为蔑视中国人民在毛统治期间所获得的一切成果的起点。然而甚至像贝妮斯特（Judith Banister）这种为“大量死亡人数”假设力辩的人口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毛时代的诸项成就。她写道，中国在1973至1975年间，平均寿命高于非 洲、中东、南亚及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注1）1981年她与人合写一篇文章说，就减少死亡人数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可称“超级成就者”，从1949年共产 党开始统治以来，平均寿命每年增加将近一岁半（注2），由1949年的35岁增加到1970年代毛统治结束时的65岁。（注3）

　　读一读现代许多评论毛统治的中国的作家（注4），你会以为，毛的农业及工业政策导致绝对的经济灾难，甚至比较有节制的评论家，如经济学家诺兰 （Peter Nolan）（注5）都声言，革命后中国的生活水平要到邓小平掌权才有所提升。固然，生活水平提高并非平均寿命增加的唯一理由，但若说在毛时代平均寿命能 增加这么多，而生活水平却没提高则是很荒唐的。

　　例如，许多学者读了邓小平在毛死后发布的数据，就声称整个毛治时代，每人平均粮食产量没有增加（注6）。但是这样的统计数字，又怎么可能与同一 批作者所引用的平均寿命的数据协调一致呢？除此之外，这些数字也与其它数据相互抵触；后毛时代的中国农业部前法政局长郭书田（Guo Shutian）（译音），对邓小平改革前中国农业的整体表现，提出了非常不同的看法。确实，他写到，由于“自然灾害与工作失误”，1949到1978年 间，农业产量有五年是减少的，可是他也说，1949─ 1978年期间，播种谷粮的土地，每公顷平均产量增加145.9%，而粮食总生产量上升了169.6%，同时中国人口则增加77.7%；依此算来，中国每 人平均粮食产量，在这段时期，从204公斤增长到328公斤。（注7）就算依据邓小平政权所发布的数字，工业生产也从1952年到1976年每年增加 11.2%（所谓的文革浩劫期间还每年增加10%）；1952年工业产品占全国总产值的36%，到1975年，工业产品则占72%，农业产品占28%。十 分明显，毛被误认为祸害深重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为后毛时代快速（却既不平等又不均衡的）经济发展铺好了坦途。（注8）

　　我们很有理由认为，“大跃进”的各项政策在经过初期的混乱后，实际上对支撑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颇有贡献。中国得运用自己的资源发展，不能再利用由苏联输入的大量机械设备与科技知识，这点在1950年代末已明显可见。

　　1950年代晚期，中国与苏联渐渐分道扬镳，这有一部分是因斯大林死后发生的意识形态争论。斯大林与毛泽东有许多不同，尤其毛认为斯大林不信任农民，而且过度强调重工业的发展。不过，毛认为赫鲁晓夫利用谴责斯大林主义，掩护他在苏联逐步背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实践。

　　两国分裂也因为赫鲁晓夫总爱将苏联自己的做法强加于盟国身上。赫鲁晓夫不依照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行事，反而把经济较不发达的国家当成附庸国。对中国这样曾为摆脱外国支配而艰苦奋战的国家，绝无法接受这种主从关系。毛即使想，也不可能说服人民。

　　1960年两国冲突达到了顶峰。苏联过去曾经为中国的工业化计划提供大量协助，此时则撤走所有苏联的技术顾问，并随身带走正计划建造的各类工厂蓝图。

　　毛从一开始就清楚表明，“大跃进”的各项政策是关于中国要发展更独立自主的经济的政策。中国不依赖苏联，就得改采农业与工业并举的计划。毛这么做就是要集中中国丰富的劳动力与人民的热情，运用这些资源可补资本与先进科技之不足。

　　虽然“大跃进”出现了问题与转折，持平而论，它对农业的继续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每当欠收期过后，蓄水与灌溉的措施使农业产量可以持续增加，也帮助农村抗旱防洪。梯田的开辟更有助于逐渐扩大耕地。（注9）

　　工业发展在“两条腿走路”的口号下推行，意思是指中、小规模的乡村工业与重工业齐头并进。炼钢炉以外，许多别的车间及工厂也在乡间设立，旨在使 乡村工业满足当地人民的需求。乡村车间支持了公社使农业耕作方法现代化的努力，它们很有效地供给了公社肥料、工具、其它农业装备和蓄水计划所需的水 泥。（注10）

　　比起苏联日益僵化而集权的经济体制，“大跃进”是不循旧套的伟大创举。一般情况下，像水泥、肥料等，均会在离有需求的乡村地区很远的都市大工厂 生产。穷国家很难获得必要的资金与机械设备，用最现代的技术来生产这类产品。一旦这类产品生产出来，也必须要有连接都市到乡镇的道路来运输，这些基础建设 本身牵涉到很大的支出，许多较穷的国家遭遇这类问题，结果不是发展很慢，就是根本没有发展。

　　“大跃进”时期建立的农村工业，采用劳力密集而非资本密集的方法。在满足地方需求时，农村工业并不依靠所费不赀的全国铁、公路建设，来运输制成品。

　　事实上，经过初期遭遇的问题后，“大跃进”这些被以为乱无章法的政策，配套得相当好。地方的水泥生产让蓄水的规划得以进行。更大范围的灌溉使肥 料可以更大范围地施放，而这些肥料又由地方工厂提供。农业生产力提高会释出更多农业劳动力给工业制造部门，有助国家的全面发展。（注11）这个发展途径常 被引述为毛泽东对分工与区域生产专业化等等的经济效益无知的例子。然而从毛的政策对人的福祉和经济发展所显示的积极效果来看，这是中国正确的途径。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并不是只有农业及小规模的农村工业获得增长，重工业也大幅增长。像“大跃进”时期建立的大庆油田就大大推进了重工业的发 展。一片盛产的油田在中国被开发出来（ 注12）。这是1960年之后利用本国技术发展出来的，而不是靠苏联或欧洲的技术。（精确地说，工人藉助地底的压力来抽取石油，而不像一般油田，靠建造大 量的钻井平台）。

　　有关产量数字的争论掩盖了一项事实，即“大跃进”对改变中国人思考方式的影响不下于对工业生产的影响。所谓“后院炼钢炉”是农民设法生产钢铁的 小型土法炼钢炉，因生产低质量钢铁而恶名在外，但是这些炼钢炉替中国工业生产了钢铁，也同样程度地教给了农民一些工业生产的方式。应该记得，毛最常谈到的 跃进，不是生产数量的跃进，而是人民意识与认知的跃进。错误犯了，而人民一旦知道了“跃进”的某些结果令人失望，许多人必然大为沮丧。但中国经济往后几年 的成就却证明，并非所有的教训全都白费。

　　大跃进与实质的证据

　　当然，要建立这样的看法，等于要对抗西方认为“大跃进”可列为世界史上的大灾难的主流观点。然而西方观点的根据又何在？那些相信“大量死亡人数 ”论点的人可以证明其论点的一种方法就是，找来可信的实质证据，诸如见证人或文件数据等。然而，确切存在的实质证据并不令人信服。

　　中国史的学者李斯金（Carl Riskin）相信有非常严重的饥荒发生，但他说：“总的看来，饥饿与困乏的各种迹象，尚未趋进可与其它大量饿死的饥荒比拟（如果不是同等规模）的实质证 据，包括中国早年的饥荒。”他指出，许多当代西方提出的证据，来自右派没什么说服力的数据，往往该大打折扣。他考虑到，中国政府的压制政策是否让饥荒资料 无法外传？不过他说，“这样的解释是否充分，仍很可疑，此处还存有难解之谜。”（ 注13）

　　像麦克法夸尔、贝克尔和张戎这些作者，当然认定他们所见到的证据证明了大量饿死的论点，他们论述这些问题的主要著作也的确引用资料来证明，但仍不足以厘清何以他们在书中相信这些资料是真实可信的？

　　因而，这些学者所提出的说明何以在西方该被视为确凿的事实？仍是待解的问题。格林（ Felix Greene ）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他也引述一些亲眼见证的人相同样的说法。事实上有可能某些地 方真的发生饥荒，但是格林的观察显示，饥荒并非全国性的现象，没大到如贝克尔及其它人所暗示的大灾难的地步。大量民众挨饿并未发生在格林所到过的地方，不 过饥荒也许曾发生在其它地方。请问何以贝克尔这类人的说法就那么轻易被相信，而格林本人及他所引述其它人的说法就被打折扣？当然，有人可能会提出格林对毛 政权的同情，来解释这个问题，并可能指他为了政治目的扭曲事实。但是麦克法夸尔、贝克尔和张戎这些人对“大跃进”也有他们自己的视角，请问可有人认真怀疑 这些作者不是相当坚定的反共人士？

　　在处理数据来源的证实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弄清讨论有关“大跃进”这些议题的背景。共产主义是个招致强大反对的运动，西方国家发 动炮火密集的反共宣传战。共产党政府掌权后，剥夺了大量人数的资本与土地，横跨欧亚大片地区的地主及商人阶级被夺走了社会权势与地位，难怪招致极大愤恨。 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出生在这些国家，至今仍有诋毁共产主义的动机。我们对这些写共产统治时代的人，要求他们花功夫求证以确保资料来源是报导事实，而非提 供已经被反共偏见所扭曲或偏颇的证言，其实并不偏执。

　　除此之外，美国政府的确有兴趣提出对中国共产主义和全世界共产主义的负面宣传。司空见惯的是，这种求证的讨论往往被贬为“阴谋论”置之不顾，而有关真相的证据也未获广泛讨论。

　　不过美国公然力图诋毁共产主义乃是斑斑可考，美国情报机关常想方设法与那些出书讨论共产政权的人连系。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他们想联系的人仅仅是文 化打手，付了钱就可以搅和出廉价的耸动故事，绝非如此。例如，1960年代《中国季刊》所注销的许多文章，至今仍经常被引用来证明中国的生活状况，以及中 国政府政策的成功或失败。该刊1962年一篇由艾索普（Joseph Alsop）所写的文章声称，毛试图藉饥饿扫除全国三分之一人口，以促成他的经济计划！这篇文章之后被非常认真地引用在许多讨论这个主题的著作中（例如下 面要讨论的《中国的饥荒》这篇文章），作为“有大量死亡人数”这项假设的当代证据。

　　《中国季刊》的编辑是麦克法夸尔，他写了许多论述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重要著作。麦克法夸尔所编的《剑桥中国史》（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十四册涵盖1949到1965年这段时期。他还写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其中有一册讨论1956与1957年的事件，也有一册讨论“大跃进”，提出“大量人口死亡”的说法。他也编了一本《毛泽东的秘密 谈话》。《中国季刊》内页明载，该刊由代表“文化自由委员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CCF】）的“信息公报有限公司”（Information Bulletin Ltd）出版。1967年5月13日“文化自由委员会”，在遭《壁垒》（Ramparts）杂志揭发之后，发布新闻稿承认，该委员会由 CIA提供资金。（注16）

　　麦克法夸尔被我问到时说：

　　我受邀担任《中国季刊》（CQ）的创刊编辑时，他们对我说明，“文化自由委员会”的任务是，鼓励西方知识分子组成致力自由交换 意见的学社。苏联想方设法吸引西方知识分子进入其各类外围组织，“文化自由委员会”旨在提供组织性的对抗。…关于资助刊物的事，我只被告知，“文化自由委 员会”有广大的各方基金会支持，包括有名的“福特基金会”，而这些基金会中，“远野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是CIA外围组织的事实则并未透露。
　　麦克法夸尔在2006年1月26日出版的《伦敦书评》中写道，“《中国季刊》在1960年创刊，当时我是编辑”，他又写说，“来自 CIA的秘密款项（由“远野基金会”藉出版《中国季刊》、Encounter和许多其它杂志的“文化自由委员会”，转手）提供《中国季刊》部分的资金 － 我是直到1960年代末，事情公开披露后才知道的。”

　　问题还不仅止于像麦克法夸尔这种为“文化自由委员会”发行的期刊工作的人。据称其它杂志更经常从CIA接受资助，例如曾在CIA局长办公室工作 的前任官员马切逖（Victor Marchetti）就写说，CIA成立“亚洲基金会”每年资助高达八百万美元，支持“各亚洲国家反共学者的工作，在全亚洲传布中国大陆、北越、北韩的负 面形象。”（注17）

　　当然这问题不是黑白分明的。例如，麦克法夸尔就指陈，他容许来自政治光谱上各界的百家观点在他的期刊上鸣放，并辩说，即使他拒登艾索普的文章，别家也会登，而他也刊登了反驳艾索普论点的回应稿。

　　这也许是真的，但麦克法夸尔这类人所刊登的是CIA一般乐见的那类东西（否则CIA何以会给钱支持？），且重点在于这些人拥有西方国家的资金来源，而其它持不同观点的人却没有。

　　最近这几年，一些新一代的作者发表了据称是亲眼目击或文件的证据，来证明“大量人口死亡”论点。主要问题还是在如何证实资料来源，这些作者在本文所引述的著作中，并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显示其来源确凿。

　　贝克尔在他论述“大跃进”的《饿鬼》一书中，引用一大堆证据说，中国在“大跃进”期间有大量人民饿死和人吃人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这些证据只在 1990年代才出现。当然那些更耸人听闻的食人故事，没有被“大跃进”期间实际出现的任何证据证实，其实许多年后也没有这样的证据。许多贝克尔所引用的大 量人民饿死及人吃人的说法，是来自一份600页的文件《乡间三十年》（Thirty Years in the Countryside），贝克尔说那是1989年由中国走私出来的秘密官方文件。他写道，《饿鬼》的资料来源包括1989年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偷运出来 的文件。对此读者有必要被告知，何以那些明显是异议份子的人在镇压期间逃离国门，却能偷运出有关30年前事件的官方文件？

　　贝克尔本来也应该更全面的探讨，为何他相信《乡间三十年》及其它文本是证实无误的。2001年他在《伦敦书评》中评论《天安门文件》，（注 18）该书声称是党的内部文件，由一位异议份子偷运出国。据云那些文件显示了天安门广场屠杀期间党领导阶层的想法。在他的评论中，贝克尔很认真地论断，这 些记录可能是赝品。那么同一个贝克尔就有必要在《饿鬼》中谈谈，何以他认为自己书中所引述的文件是真实的，却判定别人所走私的官方文件可能是不真实的？

　　同样，贝克尔还引述一份声称是中国解放军自1961年以降的内部期刊，作为“大跃进”期间众多不人道祸害的证据，这份杂志的报导的确提及有相当 重大的灾难影响中国军队的士气。但这份期刊是真实的资料吗？它是1963年由美国国务院发布，收在“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1996年出版的《中国红军政治》。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注19）说，“它们（这些期刊）已经在美国手里有一段时间了，不过不会有人透露数据是如何 获得的”。贝克尔和许多研究“大跃进”的作者引述了这些刊物，就有必要说明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些资料是真实的。

　　贝克尔书中还用了“大跃进”时饥民的亲身说法。1990年代中期，他在中国大陆与香港访问了一些人，在西方国家也访问了华侨。他说他在中国大陆 “很难得（如果有的话）被允许与农民畅谈”，当地官员在访谈前先“辅导”了农民，访谈时陪在一旁，有些问题还替他们回答。既然这些官员很有可能设法使证据 偏向“大跃进”的非邓小平路线，那么告知读者书中哪些访谈是在这种情形下进行的，而哪些不是，当然就很重要。贝克尔在《饿鬼》中没这样做，全书他都没有向 读者详细证明他所引用的说法真实可靠

　　有好几年的时间，批评毛的人认为《饿鬼》是本出色的著作。但是《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2005年在西方出版，且被极力促销。书中的说辞甚至 比贝克尔更加极端。该书把七千万人的死亡归咎给毛泽东，而其中三千八百万人说是应该死于“大跃进”。此书取材极为依赖一套非官方出版的毛泽东谈话记录与声 明，据称是由毛的随员纪录，经不明的管道转至西方。作者常取用谈话记录中的材料，试图证明毛泽东的狂热和不恤人命。这批谈话记录在1980年代由美国的“ 中国研究资料中心”（Center of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CCRM】）赞助结集成册，供人研究，有些原文已经被翻译成英语，以《毛的秘密谈话录》(Mao』s Secret Speeches)之名出版。（注20）

　　契克（Timothy Cheek）在这部书中写了一篇论文，评估这些材料的可靠性。他写道：“这几册材料来自各类不同的路径，其精确出处无可考…”，他论说，有两个理由相信原 文可能是真的，首先，“中国研究资料中心”（CCRM）所收到的部分原文，早先曾刊登在中国大陆的其它版本上；其次，在CCRM所收到的某一册材料中出现 的内容，也在其它至少一册里出现。我无法明显看出，何以这两项事实足以作为有力证据，证实书中所有材料都是真实的？

　　也许更重要的是，张戎和哈利迪在叙述“大跃进”的章节里，用误导的方式，从谈话记录中断章取义。张戎声称，1958年毛泽东严加处置他所谓的“ 不受管制到处乱跑的人”。接着作者称，“以前饥民流往有粮食的地区逃荒的机会被堵死了”。但这段误以为毛抱怨人民“不受管制到处乱跑”的“秘密”谈话，根 本与防止人民在国内流动无关。读完被作者断章引用的整段话，就可以明白，作者是在误导，毛其实意思如下：

　　【有人】从邯郸农业生产合作社开车到鞍山钢铁厂，不给铁就不肯走，每个地方都有很多人到处乱跑不管，这要完全禁止。【我们】各级必须井然有序， 逐级上报 － 公社报告县，县报告地区，地区报告省 － 这就叫做社会主义秩序。（注21）（译按：这段话未找到原文，根据英文直译）

　　此处毛是在讲增产钢铁的运动，部分利用小规模的农村工业生产，有人未经授权到鞍山钢厂要铁，帮助他们合作社达到钢铁生产的配额。看来毛是在说， 这种自行其是的方式是错的，他似乎在主张一种层级比较严明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人民必须向上级申请完成生产目标所需的原料。很清楚，他并没有在这里主张全 面禁止所有中国人在全国走动！

　　第二项严重误导的引述，出自讨论“大跃进”那一章的结尾处。首先张戎 和哈利迪写道，“我们现在可以打包票说毛当时准备牺牲多少人”。然后该段引了一些据云是毛说的，关于战争时期死多少中国人是可以接受的话作为例证，紧接着 那一段劈头就说，“毛考虑的不仅是战争的情况”，然后引用毛在武昌会议中的谈话，“像这样子干法，要完成这些计划，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这一段话出现在 该章的标题上，作者引用这段话的方式，彷佛毛在说，中国可能真的需要死一半人，来实现他增加工业生产的计划。然而从真正的谈话原文来看，毛很明显是用很夸 张的说法在警告“大跃进”期间过度劳动与劲头过热的危险。毛是明白表示，他不要任何人死于他所推动的工业化。毛在这部分的讨论中谈到，要一举完成发展所有 工业与农业主要项目的想法。被作者断章引述的全文如下：

　　“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作者按：1955年），陈漫远不是撤 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注22）

　　几句话后，毛说，“明年三千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

　　全面检查张戎和哈利迪用以写书的资料是非常重要的，别处早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克里斯托福（Nicholas D. Kristof）在《纽约时报》上评论此书时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他谈到毛的英文老师章含之（毛晚年曾尝试学英文），张戎和哈利迪说他们为写此书访问了章 含之，可是章含之告诉她的朋友克里斯托福说，虽然她与两位作者见了面，但她不愿受访，也没提供他们什么材料。（注23）克里斯托福呼吁两位作者在网上公布 他们的资料来源，以便让人公正评估。

　　邓小平反毛泽东遗产的运动

　　1960年代有一些人支持“大量死亡人数”的说法，但正如格林的《无知的帷幕》所指出的，反共人士在1950年代及1960年代早期，几乎每年 都声称中国有大饥荒。而关于“大跃进”造成大量死亡的说法要到1980年代中国新领导阶层支持这种看法时，才真被当成一回事，也因此才让贝克尔及张戎之流 的说法在西方获得采信。

　　1979年中国领导阶层开始抨击“大跃进”，邓发动批判“极左思想”的意识形态运动，指使官方报纸抨击毛的支持者（注24）。正如迈斯纳 （M.Meissner）在对邓小平时代的研究中所说，“大批学者与理论家被布置任务，阐述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的社会及意识形态根源。 ”（注25）

　　之所以要这样贬损“大跃进”，与后毛时代的权力斗争及反对重回1949年至1976年间的社会主义政策息息相关。1976年毛死后，华国锋掌 权，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译按：即所谓“两个凡是”）的方针。1978年邓小平罢黜 华国锋夺取领导权，极需为此作政治辩解。邓给毛的正式评价是“七分正确，三分错误”，但这不过是他有别于几位前任领导人，对历史及意识形态采取实用方法的 一种方式。（邓实行市场导向政策，表示他其实相信毛大概八分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极尽所能地宣传“大跃进”是极左政策造成的灾难。叶剑英在1979年的一次重要讲话中，谈到“大跃进”时期由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一些灾 祸（注26）。1981年中国共产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 到重大损失”。学术界也加入抨击行列，1981年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刘真选择性地提出1954至1978年死亡率的数字，这些数字发表在公开的学术集 会里，引起西方很大的注意。他公布的1958至1961年的数字表示，这段期间多死了一千六百五十万人（注27）。同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公开提 醒大家注意这些数字说，“大跃进”犯的错误“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注28）。

　　邓不单搞党内斗争，他还要藉推行资本主义或他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倒转所有毛的正面成就。抨击“大跃进”有助于为扭转毛的“左 ”倾政策提供意识形态的辩解。邓在1980年代初期就解散了农业公社，这些农业公社在“大跃进”后就已经开始提供免费医疗及教育等福利措施，而公社解体就 意味结束这些福利。Warren Wilson 学院助理教授韩东平在其关于“大跃进”的文章中，引述载于纽约中文报纸《世界日报》的一篇“幽默”报导说，河南省一位农夫付不起医药费治疗他染疾的睪丸， 痛得引刀自宫，差点丢了性命（注29）。这类事件就是邓的农村“改革”的真正后遗效应。

　　常有人说，邓的农业改革改善了农民的福利。公社解散后的确带来五年的农业加速增产，但是接下来却是好几年人均粮食产量的下降（注30）。尽管粮食产量下降，西方评论者往往还是称解散公社在经济上是完全成功的。

　　事实上，解散农民公社是使农民生活陷入真正困境的肇因。邓借着鼓励中国统治阶级把“大跃进”说成害千百万人丧生的大灾难，得以发展一条使他在农村的倒退政策看起来合理的政治路线。

　　邓小平将饥民死亡归咎于毛泽东

　　邓要让自己的路线取得优势，不仅须证明1959至1961年间有大量人死亡，而且要证明这些死亡主要是错误政策造成的。“大跃进”后，中国政府 官方对饥荒定的调子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这个调子被邓小平政权倒转了过来，1980年代他们宣称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是假如真是毛的措施导致数 百万农民死亡，农民肯定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然而证据却是他们并未把“大跃进”期间所发生的大部分问题归咎于毛。

　　毛死后好久，韩东平教授走访了山东及河南这两个在1959至1961年间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他发觉受访的大部分农民，都宁取七分天灾，三分人祸 的解释，而不是邓派的说法，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在大跃进期间所受的苦难主要该怪罪毛（注31）。这并不表示没有发生可悲的错误。韩东平论及在农村公社推 行的公共食堂。一开始这是很受农民欢迎的政策，事实上，1958年许多农民都说这辈子从没吃这么好过。问题是这种新的表面丰足造成对收割与消费粮食掉以轻 心，人民似乎开始认定政府能保障粮食的供应，而他们自己则可以不必再为确保粮食来源操心。

　　以1950年代晚期中国的贫穷状况，这项错误注定要导致严重的问题，而共产党领导阶层本应该采取更迅速的步骤纠正这项错误。三年恶劣的自然灾害 令情况更糟。受灾最深地区的个别公社成员想在作物收成之前（译按：指偷割青苗和未熟的庄稼），先据为己有，就破坏了公社的团结，这更使雪上加霜。不过，必 须强调的是，农民自己并没有对韩东平说，建立公共食堂的错误是他们遭受饥荒的主要原因。倒是韩东平本人严厉批评毛“大跃进”期间的冒进政策所造成的结果， 然而他自己也说：“我在山东、河南访问了许多工人与农民，从来没遇见一位农民或工人说毛不好的，我也和安徽【据说是饥荒最严重的地方－－作者】的一位学者 谈过，他恰好是在乡下长大，一直在安徽做研究，他从未遇见一位说毛不好的农民，也从未遇见一位说邓【小平】好的农民。”（注32）

　　或许可以辩说，韩东平对毛至少有部分的支持，这可能会影响他对农民谈话的诠释，但是也要注意，他的两位祖父母都在“大跃进”期间死于与饥饿相关的疾病，而他对毛在这段期间的政策往往比他访问的农民更具批评的口吻。

　　大量死亡？人口统计的证据

　　农民在回想“大跃进”时对毛比较支持，这必然使人怀疑那些表示这段期间饿死数千万人的统计数据。西方学术界似乎一致确认这种证据，甚至连对它质疑的人，如李斯金，作结语时总坚称，所有“可取得的证据”都指出这段期间发生很高比例的饥荒。

　　事实上，肯定有来自许多资料的证据指出这段时期发生了一次饥荒，但关键的问题是，它是不是让三千万人丧生的饥荒？要是死了三千万人，那还真是史 无前例。虽然我们常读到报纸这类头条：“非洲饥荒有数千万人面临饥饿”，却从未听说一次饥荒真有死数千万人的。例如1974至1975年间孟加拉国的饥 荒，是该国史上极为悲惨的事件，孟加拉国官方发布的饿死人数是三万人（而当年全国总人口是七千六百万人），不过非官方资料估算饿死人数有十万人（注 33）。相较之下，“大跃进”期间据称死三千万人，当年全国总人口估算在六亿六千万到六亿七千万之间，就比例来算，这就意味“大跃进”的死亡人数比孟加拉 国饥荒高估的死亡人数还多了将近35倍！

　　所谓所有“可取得的证据”都证明大量死亡理论确实可信，是相当误导的说法。事实的真相是，所有说“大跃进”有数千万人死亡的估算，全依据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的死亡率数字，这些死亡率数字并未从这段时期的其它数据得到可靠的证实。

　　问题是，1940年至1982年的死亡率数据，像中国大部分人口统计资料一样，在1980年代初以前一直被中国政府认为是国家机密。我们将会看 到，由于无法确定这些死亡率数据是如何收集来的，就严重削弱了该资料作为确凿证据的地位。直到1982年那年，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死亡率数据才 公布出来（见表一）。

　　所称数据显示死亡率从1957年的每千人死亡10.8人，上升到1960年的每千人死亡25.4人，再掉到1961年的每千人死亡14.2人和1962年的每千人死亡10人，这些数字显然表示，由于1958年至1961的饥荒，多死了将近一千五百万人（注34）。

　　美国人口统计学者与中国统计数字

　　中国关于饥荒死亡人数的资料为一群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美国人口统计学者所引用，他们就是柯尔（Ansley Coale）、 艾德（John Aird ）和贝妮斯特，他们可以说是首先让“大量人口死亡”的假设在西方广为流传的三个人。柯尔在美国人口统计学界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1980年代他出版论述 中国的书时任职于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成立的人口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Population Research）；艾德曾是美国人口普查局（U.S. Bureau Of The Census）研究中国的专家，1990年他写了一本书，由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出版，该所就是个推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机构，这本书叫做《屠杀无辜》（Slaughter of the Innocents），批评中国的一胎化政策；贝妮斯特也曾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员工，她从该职告假写书，书中讨论到“大跃进”的死亡人数（注35），艾德 读了该书的清样并提供建议。

　　贝妮斯特提出的数字明白表示“大跃进”时超量死亡三千万人，这几乎两倍于中国官方所明示的统计数字，她认为官方统计低估了总死亡人数，因为中国居民在这段时期低报了死亡人口。

　　贝妮斯特在算这段时期低报的死亡总人数时，先计算实施过人口普查的1953和1964年之间的总出生人数，所用数据取自人口普查和1982年实 施的一项回顾生育调查（受调查者被询问1940年至1981年间的子女生育数）。一旦知道1953年和1964年的人口，以及这两年间的总出生人数，就有 可能算出会在这期间死亡的人数，她用这种资料算出的这十一年的死亡总数就远高于官方发表的死亡率。

　　为了估算在“大跃进”时的死亡人数，贝妮斯特回头去用官方统计的死亡率。即使她认为就绝对数字而言，这些数字过低，仍假定这些数字显示了中国在 这段期间的实际死亡趋势。例如，她假定官方所公布的1960年每千人有25人死亡的死亡率确实显示该年的死亡率暴增，但是她把这个数据与她所估算的 1953至1964年低报的死亡人数结合起来，搞出了一个数字说，1960年每千人有45人死亡。用这样搞法，没被宣称有饥荒的年份，死亡人数也一样会增 加。例如，她把官方公布的1957年每千人死10.8人的死亡率增高到每千人死18人，然后比较修正过的丰年死亡率与修正过的所谓饥荒年份死亡率，就得以 搞出“大跃进”期间超量死亡三千万人的估计（注36）。

　　对中国统计数字的质疑

　　各式各样的中国的数据被引用来支持这个发生大型饥荒的论点。一些声称可以显示毛要为饥荒负责的统计数字也被引述，其中包括一些声称“大跃进”时 死亡率增加造成一些省瘫痪告急的数字（注37），一些数字显示同期间榖类生产大量减少（注38），也有一些明显表示饥荒不该怪恶劣气候的数字（注39）， 这些数据全都在1980年代初邓小平“改革”时发布。

　　但这些数据有几分可信？我们已经知道，数据是在1980年初期尖锐批判“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时发布的。中国在邓的独裁统治之下，想方设法严格管 制信息外流民间。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一个持续干预媒体报导公共事务的政府，只要合乎他们需要也会干预统计数字的编制。艾德在1982年写道，全国人口数 据之所以如此少出现于中国的数据中，主要因为中央的新闻检查。没有先经过国务院授权，全国人口数据是不能公布的，甚至国家统计局的官员未得许可也不能使用 这类数据（注40）。

　　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国家统计局在什么情况下得出这些死亡率数据。美国与中国学术界所提出的“大跃进”死亡总数，都依据那几年关键的死亡率统计数字。

　　当然，假如我们详细知道，死亡率资料在“大跃进”期间是如何收集到的，我们也许能够更肯定数据是精确的，问题是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得权且相信 中国政府说他们的数据是真的。此外，艾德和贝妮斯特所提出的说法也表示，她们认为死亡率数据是估计值，而不是根据报上来的死亡数字实际计算的。

　　艾德说：“发生【大跃进】危机的那几年的关键【出生率与死亡率】数据，官方发布的一定是估计值，而其根据则不得而知。”（注41）

　　贝妮斯特则写说，中国的确在1954年开始户口登记，但是非常不全面，“在估算1955年到1957年的死亡率时，若有引据死亡登记系统之处，那也只得之于那些有建立这种系统的地区，这些地区往往比较先进或都市化。”（注42）

　　贝妮斯特表示，这种情况在“大跃进”期间或之后并没多大改善，她写说：

　　“1960年代末期以及之前的多半年份，经常性的人口登记及通报系统也许不全面且准确程度各地不一，全国或各省的统计人员必须概略估算全部或部 分的人口总数，特别是1950年代，经常性的人口登记及通报系统才刚开始设立，起先并不涵盖全国人口，1950年代所有的全国人口总数，除了人口普查（译 按：1953年有过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数以外，都可能是根据不完整的地方报告，靠估算补充的。（注43）”

　　她还写说：“1975年以前无论哪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粗估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出生时的生命预期值、死亡原因等数据不是付诸阙如，就是没用，最好的情况也是低估了实际死亡率。（注44）”

　　艾德、柯尔和贝妮斯特依据官方的死亡率数字，何以能自信满满地断言数千万人死于“大跃进”，读遍他们的著作根本找不到任何说明。这些作者并不知道这些数据是如何收集的，而且他们，尤其是贝妮斯特，又显然对官方的数据并不怎么相信。

　　所谓“大跃进”时期的儿童早夭

　　有些人口统计学者试着计算婴儿的死亡率，以左证“大量人口死亡”的假设，不过所提出的证据往往越描越黑，而非为死亡率提供确证。

　　用这种方法计算死亡人数的算法出现在1984年的一篇文章〈中国的饥荒〉（注45），这篇文章回顾了艾德、柯尔和贝妮斯特先前的著作，接受他们 几位的论点，认为在整个“大跃进”期间有大量人数死亡。不过作者们也尝试分开计算这段期间儿童与成人的死亡率。该文章设法拼凑的证据非常多次被那些撰写这 个年代的人引用。

　　〈中国的饥荒〉的作者们计算婴儿死亡率时采用了1982年的“回顾生育率调查”，他们利用这项调查计算“大跃进”时每一年的出生数量，一旦每年 的出生数量估算出来，就有可能计算那些生于1958年至1962年的人有多少存活到被列入1964年的人口普查中，这可以与出生于未遭饥荒年代的婴儿存活 率相比较。

　　他们用生命表来计算有多少在普查前生命垂危的婴儿，在饥荒的每一年里死掉，然后把这数字转换成在饥荒时期十岁以下儿童每年的死亡数字，这个最后的数字是用生命表和这一时期的死亡水平算出的。

　　这篇文章的作者们论证说，饥荒开始于1958与59年间，他们算出有4,268,000十岁以下儿童在这期间超量死亡，呈现两倍于这一年龄层的 死亡率（见表二），然而就在同时，另外一个超量死亡的数字却说，十岁以上的人只多死了216,000人（在一个超过六亿人口的国家里，这数字肯定是在合理 的误差范围内），对于过量死亡的解释是，由于缺乏有效的配粮机制，这期间的儿童都任其饿死。但是每遇饥荒，一向都是最小的和最老的挨饿，但在这一年却只有 小的挨饿。然后在1960至1961年间，十岁以下儿童的超量死亡数字减到553,000人，而十岁以上超量死亡的数字飙高到九百万人，甚至更怪异的 是，1961至1962年间算出儿童超量死亡4,424,000人，十岁以上的人竟然没有超量死亡。

　　这显然矛盾不合道理。根据中国所提供的死亡率，1960年整年是饥荒最严重的一年，死亡率从饥荒前的每千人死10.8人增加到1960年的每千 人死25.4人，如果这是事实，我们就可料想1959至1960年与1960至1961年这两个财政年度儿童死亡数字最大，但根据作者所言，这两年十岁或 十岁以上的人有98.75%的超量死亡，相对的，却只有26.4%的儿童超量死亡！

　　很难了解为什么1958至1959年会有这么高的婴儿死亡率。大家都同意，即使谷物生产数字有夸大浮报，1958年也是大丰收的一年。中国农作 物多半在秋天收成（注46），所以很难看出为什么1958年年底会开始有大量人口死亡，甚至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全在1959年的头三个月里死亡。如前所见， Warren Wilson 学院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韩东平在山东、河南两省询问1959至1961年间最受灾害的农民，他们说从来没有像1958年大丰收之后吃得这么好过（注47）。 官方的数字显示，死亡率从1957年的每千人死10.8人些微上升到1958年的每千人死12人。为什么照人口统计学者所提出的数据1958至1959财 政年度的婴儿死亡会那么严重？为什么被声称为黑色饥荒的那一年情况却改善了？

　　〈中国的饥荒〉的作者声言，那是因为实施了一种粮食配给体系，只帮助工作年龄层与未达工作年龄的人，而任凭老人死掉。的确，有证据指出，工作年龄的年轻人因为干体力活，领取比老人多的配粮（注48）。

　　然而在1961至1962年这段作者声称饥荒还没过去的时期，十岁以下儿童的死亡数字飙升到4,424,000人，而十岁以上的人死亡率却降到 零。他们说这段时期配给制度已松弛，才让年轻的死掉，可是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没有老人也在这段时期一并死掉？难道作者是在说，中国家庭在饥荒时让小孩死，而 不是让老人死？对他们的分析中这个反乎直觉的涵义，作者没有提供证据。

　　他们想用号称显示1953年与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之间较年长的年龄群人数减少的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其论证就是，在一个以健全方式发展的国家里，老人数量应该是增长而非下降。他们辩说，由于老人在“大跃进”期间没给配给粮食，中国在这段时期老人的数量下降。

　　但是他们所引用的数据与某一年龄层因配粮不足而造成的大量死亡人数并不符合。作者说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在不同年龄层人口中，超过45岁的男性 和超过65岁的女性的增长率有所下降。到底何种配粮体系会造成这样的差异？难道只配粮食给45岁至65岁的女性，而不配给同样年龄的男性？此外，即使在 65岁以后，妇女的数据也与他们所说的配粮体系不一致。75岁至79岁的妇女人数在提出的数据中增长了0.51%，它与65岁以下妇女人数的增长率还真有 得比，例如，20岁到24岁的妇女人数增长0.57%，45岁到49岁则增长0.55%。妇女的数字并未显示出与歧视老人的配粮体系相符的模式。作者提出 的数字之所以令人困惑，应是统计资料的来源有误，这种解释看来远比他们令人难以相信的配粮体系的假设合理。

　　这篇论文并没有为大量饿死的说法释疑。作者们的确可以指出他们所提的证据有些获得了确认，例如， 1982年的“生育率调查”所给的出生人数与据称由1953至1964年搜集的出生率数字，两者确实有合理的关联；另外，出生于饥荒年的同龄婴儿至 1964的人口普查年的存活率与他们至1982的人口普查年的存活率确实有合理的相互关系。

　　如果由大概是各自独立收集来的不同证据有相互关联，便多少可证明作者的假设是对的。但就此文而言，看来也许是个难辨成败的僵局，一方面在上述这一点上证据之间确有相关，另一方面在所谓的饥荒年的儿童死亡率与成人死亡率之间却极其扞格不入。

　　不过我们必须记住，毛死后中国政府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的全面正确性遭人存疑，鉴于这些不确定因素，出生率数字与“生育率调查”数字之间的关联 就不具关键意义。中国各种人口数据之间还有别的相关性，业经人口学家考察过。贝妮斯特提到被以为是各自独立进行的中国人口调查之间“相互依存 ”（mutual interdependence）的可能性。她指出，1982年的人口普查数字与取自1982年户口登记的人口数字被以为是各自独立收集的，但是两者之间 却有极大的相关性（注49）。那么就不应该排除“生育率调查”数字与出生率数字之间“相互依存”的可能性。

　　另外还必须说，〈中国的饥荒〉的作者们只对“大跃进”时出生的婴儿存活率提出一种估算，柯尔于同一年刊登的文章（注50）说 明，1958─1959年出生的婴儿到1982年人口普查的存活率有尚称显著的下降，但幅度远小于〈饥荒在中国〉所提出的数据，这就表示“大跃进”时期的 婴儿“超量”死亡数要少得多。而且柯尔的数据表明生于1961至1962年的婴儿到1982年普查的存活率并未降低，这有别于〈饥荒在中国〉所提出的数 据。

　　对存活率证据的疑问连同对死亡率证据的疑问，大大动摇了我们对“大跃进”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既有看法。整个说来，检视文献后，让我们感到大量人口死亡这个没有坚实论据的假设已被变造成未经真正合理证明的确凿无误的事。

　　对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质疑

　　最后一项证明大量人口死亡论点的证据是来自人口普查的原材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瞧一瞧，出生在1959至1961年间又存活到下一次人口普查 的人口数，比起据称没有饥荒的前后那几年，其数目字有多大。这项证据可以由“大跃进”以后各类不同的人口调查中取得。这些人口调查数据确实显示，在饥荒年 出生的婴儿数量，与其它那些年份相较，大大减少。

　　就算此事为真，也未必是表示大量死亡的数字。邓小平政权发布的出生率数据显示，“大跃进”期间生育率大量减少。我们可以假设，出生数量大幅减 少，而这并不必然表示也有千百万人死亡。当然，如果生育率真下降这么快，必有其因。很明显，饥饿会有重大影响。人们怕再多一张口吃饭，就会延迟生育，直到 食物供应有所改善。显然，假如人们有此顾虑，就表示营养不良的现象加深，这多少会增加儿童的死亡。然而，这绝不能证明“世界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发生在毛统 治下。1944至1945年荷兰的饥荒导致生育率减少50%，1974至1975年孟加拉国的饥荒导致出生率减少将近50%（注51）。这与邓小平时代发 布的“大跃进”期间生育率下降的数字类似。虽然孟加拉国与荷兰的饥荒都极悲惨，两国并没有像前面提到的关于“大跃进”的情况那样，凿空立论，泡制出没有确 实证据的死亡数字，大加宣扬，以讹传讹。孟加拉国只死了数万人，而非数千万人。

　　不过我们不应该不假思索地认为单一年度年龄分布的数据是正确的。所有想从1953与1964两年的人口普查中单一年度年龄分布的数据取得数据的 作法，都有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数据只在所有其它责怪毛害死千百万人的数据都已浮现的1980年代初（注52）才出现。以后的人口普查（例如1982年 的、1990年的等等）都继续显示一些人口短少，但还是得小心看待。贝妮斯特提到1953、1964、1982三年的人口普查之间年龄－性别结构的一致 性，每一年龄群从前一个普查到次一个普查具有看似非常合理的存活模态。她写道：“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的三次人口普查呈现出几乎同等的完整。头两次普查是在 较不理想的环境下进行的，照料想应会漏计许多人。1953年的调查是中国首次现代的人口普查，是在国家统计局新成立不久，只用半年时间准备就着手 的….1964年的普查则是在极秘密下进行的…还包括询问人民的阶级成分…那也许令一些人逃避调查。”（注53）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ombia）的何炳棣写说，1953年的人口普查至少有一部分是靠估算的，而不是真的计算人口，“就技术定义而言，不算人口普查。”（注54）但是 此次普查的年龄结构与所有后来的人口普查极为相关。

　　更添混乱的是，艾德从1960年代中国非官方的学术资料取到1953年人口普查的年龄－性别分布的材料。他发现这数据不可靠，并说5至24岁者 的数字低于应有预期值，而那些超过75岁者的数据又太高了。他建议用一个假设性的年龄－性别结构取代这些数字，以便学术论辩（注55）。

　　从这样的疑虑看来，年龄－性别结构的连续保持一致性当然就有可能受到纪录之间一定程度“相互依存”的影响。

　　通览证据一番就再明白不过地显示，任何在政治上有争议的历史问题，绝不会由“学术研究”或“官方统计数字”得出确定无误的结果。政治斗争总是影响统计数字的呈现，而历史向来都是由胜利者来撰写的。就中国来说，追随毛的社会主义政策的人显然不是胜利者。

　　结　论

　　现代写“大跃进”的作者采取的方法是荒谬而片面的。他们不懂得“大跃进”的失败与成功之间的相互联系，只扭住1959至 1961年间的严重问题。他们不明白这些年所完成的事业也为中国社会主义不断全面成功改善人民生活奠下基础。他们未能认真看待表明“大跃进”期间的死亡多 半是因为自然灾害而非政策错误的证据。此外，还必须把“大跃进”的死亡数字和中国人在整个毛泽东时期防止其它许多人死亡的成就相互对比衡量。平均寿命的提 高也救了千百万人的性命。

　　我们也必须思考，假如没有这次“跃进”，假如没有采取自力更生的政策，一旦与苏联决裂，会发生什么后果？中国太穷，不能仅因苏联拒绝援助而容许 农业及工业发展停滞不前。这并不是在辩说，事情不能做得更好。或许若有较好的计划，较不过度乐观，更小心行事，有些死亡也许原本可以避免。这是很难回答的 问题，很难对许多年前别人在困难的环境里所做的事下判断。

　　当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注意毛对这段时期所犯错误的自我批评，但毛的自我批评绝不可以给那些坚持相信这段时期的荒唐死亡数字的人提供有力论据。很希望将来有一天，能举行一场针对这些议题的理性辩论。

　　假如印度的平均寿命能像1949年以后的中国有那么大的提高，应该有千百万人可以免于死亡，这一点甚至连毛的批评者也承认。也许这表示我们应该 谴责尼赫鲁和他的那些继位者没有实行毛泽东思想的政策，“导致千百万人死亡”，所以“比希特勒还糟”。但也或者，这么说会是评价印度独立后的历史的一种幼 稚而愚蠢的方式，其愚蠢的程度可能正如二十五年来针对毛的指控一样。◎

　　★作者约瑟夫˙波尔（Joseph Ball）住在英格兰，20年来投身政治及工会的积极行动，他主要兴趣在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

　　译自http://monthlyreview.org/comment.htm

　　注　释：

　　1.J. Banister,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J. Banister and S. Preston ‘Mortality in China’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7, No. 1, 1981. 
　　3.M. Meissner,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Hill and Way 1996. 
　　4.For example see J. Becker, 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 Murray 1996. 
　　5.see J. Eatwell, M. Milgate, P. Newman (eds) Problems of the Planned Economy, Macmillan Reference Books 1990. 
　　6.ibid 
　 　7.see Guo Shutian ‘China’s Food Supply and Demand Sit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an China Feed Itself? Chinese Scholars on China’s Food Issu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4. 
　　8.M. Meissner,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E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Hill and Wray 1996. 
　 　9.see for example the report of the America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Delegation, Chair Dwight Perkins,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and E.. Wheelwright and B. McFarlane The Chinese Road to Socialism, Penguin 1973. 
　　10.ibid 
　　11.ibid 
　　12.see W. Burchett with R. Alley China: the Quality of Life. Penguin, 1976. 
　　13.C. Riskin. ‘Seven Questions About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9, no.2. 1998. 
　 　14.see R.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vols, 1974, 1983, 1997, J. Becker 1996 and J. Chang and J.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Johnathan Cape, 2005. 
　　15.J. Alsop ‘On China’s Descending Spiral’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 (July-September 1962) 
　　16.F. Saunders 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Granta, 1999. 
　　17.V. Marchetti, 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 Johnathan Cape, 1974. 
　　18.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ume 23, no. 10, 24 May 2001. 
　　19.Daily Telegraph 06/08/63. 
　 　20.R. MacFarquhar, T. Cheek and E. Wu (eds)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1.ibid. 
　　22.ibid. 
　　23.New York Times 23.10.05. 
　　24.M. Meissner, 1996.
　　25.ibid.
　　26.ibid.
　 　27.A. Coale, ‘Population Trends, Population Polic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7, No. 1. 1981.
　　28.J. Arid ‘Population Studies and Population Policies in China.’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8, No. 2, 1982.
　 　29.H. Dongping, ‘The Great Leap Famin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ural Reform: the Lesson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http://www.chinastudygroup.org/article/26.2003
　　30.M. Meissner, 1996.
　　31.H. Dongping, 2003.
　　32.ibid.
　 　33.R. Sobhan ‘Politics of Food and Famine in Bangladesh’ in E. Ahmad (ed) Bangladesh Politics, Centre of Social Studies, Dacca University, 1979.
　　34.J. Banister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5.ibid.
　　36.ibid.
　 　37.P. Xizhe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s Provinc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13, 4, 1987.
　　38.ibid.
　　39.ibid.
　　40.J. Arid 1982.
　　41.ibid.
　　42.J. Banister 1987
　　43.ibid.
　　44.ibid.
　 　45.see B. Ashton, K. Hill, A. Piazza, R. Zeitz ‘Famine in China 1958-1961’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10, No. 4, 1984.
　　46.see C. Riskin 1988.
　　47.H. Dongping 2003.
　　48.ibid.
　　49.J. Banister, 1987.
　　50.A. Coale,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Committee on 
　　Population and Demography Report No. 27, 1984.
　　51.J. Bongaarts, ‘Does Malnutrition Affect Fecundity?’ in Science 9 May, 1980.
　　52.B. Ashton et al 1984.
　　53.J. Banister, An Analysis of Recent Data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Ind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1983.
　 　54.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Harvard East Asian Studies 4,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59.
　　55.J. Arid, ‘Population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in Mainland China.’ In Joint Committee of the U.S. Congress. An Economic Profile of Mainland China. Praeger, 1968.1

 宋鲁郑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按照中国惯例，将举行国庆大阅兵。国庆阅兵，是国际惯例，更是展示国家形象和力量、凝聚国家和民族共识、提高全民自豪感的有益有效方式。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甲子，彻底终结了百年屈辱史，重建了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枪杆子里面出主权！），历史性地扭转了近代史以来国力下滑的趋势，走向了现代化和重新崛起之路，居功至伟。

 　　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在其他国家十分普通和常见的国家行为，居然在海外引起部分学者的批评（余杰、茅于轼等），甚至提议由人大进行阻止。其理由是阅兵炫耀武力属于陋习，认为“大阅兵是极权和独裁政府钟爱的游戏，是一种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陋习”。大阅兵炫耀武力，传达的讯息是傲慢，隐含着对和平的蔑视，易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诚意的怀疑。

 　　显然，这些海外知识分子如果不是无视事实的话，就是项庄舞剑了。法国，每年国庆都要举行阅兵，展示国威。似乎在这些人眼里就不是陋习，就不是极权和独裁政府钟爱的游戏，传达的讯息就不是傲慢，就没有隐含着对和平的蔑视。就是我们亚洲的邻国、尚有4.5亿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印度，也是每年都举行一次国庆阅兵，而且每次都要将最新式的武器拿出来炫耀一番(就在本文发表一刻,1月26日,印度正在举行浩大的阅兵式)。还有巴基斯坦、韩国、俄罗斯、捷克、罗马尼亚、西班牙等等，不一而足。不错，美国是很少在国庆节进行阅兵，而且军费开支也很透明。然而，美国却是世界发动战争最多的国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用兵30多次，其频率远高于冷战时期，大规模的就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一直到2007年，美国在全球的调查中，都是稳坐威胁世界和平的头把交椅。显然，阅不阅兵和威胁世界和平并无关系。

 　　我相信在海外的这些学者，不会无知到这种程度，显然是另有他因。其实这种类似西方双重标准的做法，在海内外某些华人屡见不鲜。中国著名的剧作家沙叶新，在“三鹿”奶粉事件后，发出这样的评论：“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我们的民族出了问题，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是我们的血脉、我们的根基出了问题，而且病入膏肓，难以救药”。而事实是，中国各级官员纷纷道歉，对肇事者、包庇者严惩不贷，对受害者全力抢救，并迅速在法律上寻求解决之道。当沙叶新面对带给全球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的美国，这个既不道歉、也不惩治责任者、也不救助受害者、反而全力救助肇事者的美国时，这位中国著名剧作家却保持了沉默。当美国佐治亚州的花生公司在明知自己产品可能被沙门氏菌污染的情况下，依然继续将其推向市场销售，在两年时间内，前后共有12批次受污染产品流向美国和加拿大的食品加工厂，结果造成至少8人死亡(其中4名幼儿)，另有500多人中毒。还有，就在同一时刻，日本发生毒大米事件，而且官员态度极度傲慢，拒不承认任何责任。这个时候，哪些海外知识精英却再次耐人寻味的消声。

 　　当全球经济危机波及中国时，这部分海外精英高喊，中国的政治经济不协调发展，导致中国不能顺畅地走向市场经济的健康轨道，指责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以此质疑中国的四万亿救市政策：体制不改，光拿钞票就能度过危机？可是，谁都知道，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就是来自于他们眼里政治经济协调发展、市场经济十分健康的美国！中国一方面是受害者，另一方面还不得不与其他国家一起承担救助全球的责任。难道你们要中国政治经济协调后重现美国的悲剧？至于中国的出口模式，我们知道，仅有八千万人口的德国，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经济总量还在中国之后，每四个人中更有一个人依靠出口就业。显然，德国的出口对外界的依赖不知要比中国严重多少倍。可是为何单单放过德国，却把矛头指向中国？

 　　国内著名学者秦晖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有两条，一是全球化。二是低人权成本，进而得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对人类好不容易形成的文明的威胁。并把中国做如下描述：“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在他的眼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一片漆黑，四亿人口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纪录是进入不到他的视野。改革三十年导致“人权成本上升”以致跨国企业纷纷撤离中国，向“人权成本” 更低的“印度”等国转移，更是不会被秦先生所认可。(也难怪西方看不到西藏五十年天翻地复的变化,看看我们的知识分子精英连三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都视而不见啊!)更不可思议的是，秦先生对远远落后于中国、腐败也比中国严重的多的印度大加赞叹。并对印度的落后做如下辩护：虽然1949年时印度比中国略先进，但过去一百年间，印度是一直比中国落后的，所以现在落后并不足奇。可是和西方比，这些精英就换了思维：日本二战后和中国起点差不多，为什么日本就比中国领先这么大？

　　2008年，当海外留学生和华人出于义愤对西方不实的报道进行抗议时，这些海外知识精英再次把“极端民族主义”的帽子扣在了中国的头上。可是，当美国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把“国家至上”做为竞选口号的时候，当美国总统布布什告别演说中一语道破天机：“我始终是以我们国家的利益为考虑标准”时，当新任总统奥巴马就职演说绝口不提“民主”，张口闭口都是“国家、美国”时，没有人送给美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帽子。

　　当汶川发生百年一遇地震，中国总理温家宝第一时间乘机奔赴灾区，整个黄金抢救七十二小时中一直处于指挥第一线。中国以三十年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雄厚基础，在极短的时间动员了庞大的人力、物力、军力全速救援。其动员能力举世震惊。然而，这些海外知识精英视而不见，却大谈何以未能成功预测。可是当日本发生神户大地震、台湾发生“九二一”大地震以及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伤亡时，他们何不提出同样的疑问？还有2003年8月初，当法国遭受罕见高温袭击造成上万人死亡时，这些民选官员依然故我沉浸于度假之中。甚至法国总统希拉克直到三周假期结束后的8月20日才悠然返回巴黎。2005年美国发生伤亡惨重的卡特琳娜飓风时，无所不知的布什正在度假，灾难发生后的第三天下午才中止度假，前往灾区视察。当天美国国务卿赖斯正心无旁骛的在纽约以奢侈品牌云集著称的第五大道上试穿各式高跟鞋，第二天则在看音乐剧，第三天在灾区情况恶化到顶点的时候，“黑人的女儿”赖斯“却在网球俱乐部里和美国前世界冠军塞莱斯切磋技艺”。当今天美国正处于百年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一刻，美国总统奥巴马依然斥资1.5亿美元—-这一历史最高记录—-举行规模空前胜大的就职仪式。请问，这些海外精英，你们的批判精神哪里去了？

　　中国著名诗人流沙河在成都草堂读书会“纪念抗战胜利一甲子”讨论会上发表演讲，引用“庚子赔款”等一系列美国对华“友好”事件，慷慨激昂的喊道：“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众所周知，庚子赔款。明明是中国被掠夺的财富，后来被中国人发现多要了，向他们索赔，他们认账了，归还了，于是我们就要感恩戴德了？抗战胜利时，中国直接放弃战争赔款，日本可否出现过流沙河这样的人士呢？中共做错了事，承认错误，并做了赔偿，可为什么仍然总有人不肯接受呢？不但没有象对待美国这样对待中共，更反而天天挂在嘴上声讨。这样的知识精英，令人叹息。

　　最近，举世瞩目的美国总统大选爆出假演事件。不仅组织方、表演者毫无愧色，理直气壮，认为“气候让这变得不可能。没有人要欺骗任何人。这个场合必须完美，你不能有一丝错误。”然而，我们听不到这些海内外精英的强烈而正义的反响。相反同样的事件，只要是发生在中国，国内外的一些知识群体往往义愤填膺，大加挞伐。如著名的南方报系、著名的媒体人长平先生，就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春晚何苦要真唱》，对假唱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还有这些群体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假唱事件的强烈批评。

　　最后，再来看看一位海外知名度甚高、成长于香港现旅居挪威的异议政论家钟祖康先生，此君向以公开支持台独著称。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如下观点：“ 我们中国的祖先特别是自先秦以后这两千年基本上都是胡混过来的，走一步错一步，走一百步就错了九十九步……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文明未必比猴子的高出多少，并未发展到人道主义的高度，夏虫不可语冰。这个文明层次的鸿沟，本来是自命文明优越过人的中国人的极大悲哀……象中国这样的文明早就应该灭亡，但奄奄一息的中国文明却拒绝适时而死，一个文明该死而不死，不肯适时而死，强行以极昂贵的仪器和活人的鲜血去延长其性命，这就是今天中国问题老大难的一大根源。”并借剑桥一教授之口说出“余深叹支那人种是天生在应行淘汰之列的”。然后，他进而提出：“这个永远长不大的中国老头子真的只有遇上优质的全面殖民统治才能得救 ”。为此他不遗余力的为西方殖民主义大唱赞歌，直叹鸦片战争发生的太晚，把英国誉之为不请自来的文明导师。为此强烈反对中国收回香港，令其继续被殖民，并诬蔑即使连香港民主派都无不肯定的《中英联合声明》为《养狗基本法》。他说：“中国有幸得到英国人的侵略，令香港做了英国殖民地150年，才进化为半开化状态。但中国却由于成功避过被列强全面殖民而依然停留在野蛮状态。如果我们真的要怪罪于西方列强，那就是这些西方列强没有经更强硬果断的手法管治中国。若列强当时能一鼓作气将中国全面殖民，或将中国瓜分，后果都很难比今天的情况更坏”。他进而叹息：“中国最后一次机会也许是二次大战侵华，要是日本战胜中国而占领中国一段时间，迫使中国改革，中国尚有起死回升的一线生机。”当然最异想天开的是下面这一段：“假如二次大战日本真的战胜而占领中国，我又担心日本会被中国这样庞然大物大伤元气甚至同化，假如是，将不仅是日本人的灾难，也是整个亚洲甚至全人类的大不幸，因为日本大抵不能象现在那样造福世界了”。然而，最令人拍案称奇的是以民主人士自居的钟祖康却从前人所未见的角度反对中国的民主：他在引用二十世纪初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大师HUNTINGTON的巨著《种族的性格》论证了中国由于荒年过多，因此导致中国人逆势淘汰，两千多年下来，只剩下完全自私自利之人。因为没有畸形发展极端的自私自利心，也就抵挡不住这样的饥荒。HUNTINGTON断言：“鉴于中国完全没有责任心，中国根本绝对不宜建立共和国这样的政体，但相对冒进的南方人却硬要把这种制度带来了 ”。

　　然而，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居然被台湾和海外异议人士视为至宝，叹为观止。

　　当然钟祖康先生并不孤单，有人写信这样支持钟先生：“好在香港被英伦强暴了一百五十年，否则香港只会是深圳之类的搞笑城市”。再请看遇罗克（知名文革受难者、文革时闻名的《出身论》作者）的妹妹遇罗锦在海外的公开言论：“壮哉钟祖康！汉人有什么可骄傲？吃人、杀人、整人、破坏中国文化、破坏中国传统道德、将人变成恶和犬儒……种种恶事，都是汉人做的，都不是少数民族。不但台湾应独立，西藏应独立，新疆应独立，连汉的省份也应各个独立自成一国，将大汉族、大中国、大一统、大一党的‘大’变成‘小’……不把‘大’和‘统’打倒，人们的生活、人们的道德休想能好起来。”

　　曾有无数博友留言质疑为何我在西方却批判西方、批判民主、肯定中国。本文就算是一个回复吧。另外，本文也可以回答一个问题，何以中国的“民主派”、“ 自由派”群体如此的孤立和不成气候。2008年，一向以人民代言人自居的《南方周末》却遭到做为一份媒体最难堪的空前否定：在大学校园里发生大学生自发火烧《南方周末》的事件。关于这些“自由派”人士的处境，体制内的学者谢韬一席话可谓淋漓尽致：“现在中国出现老的打先锋，中年保守，青年漠然的态度”。而所谓保守与漠然，不过是对他们的主张和表现保守和漠然而已。当汶川地震发生时，中年人，青年人漠然了吗？保守了吗？当西方对西藏事件歪曲报道，中年人，青年人保守了吗？漠然了吗？当奥运会举办时，中年人，青年人漠然了吗？保守了吗？谢韬先生所谓“中年人看重现实利益和青年人只知追求金钱”的分析何以就行不通了？与其为自己的被冷落寻找各种外部理由，还不如多多反思自身吧。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6/forum_us080708.shtml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 西方越来越迫切的要求中国立刻民主化, 甚至有西方学者和战略家认为奥运会应该是个契机和期限, 在这个期限以内中国必须实现西方式的民主.

　　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事实上中国人目前最迫切的要求是提高生活水平, 解决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问题, 以及抑制高企的物价, 对立刻实现全民普选和三权分立之类的西方式民主并不那么热衷. 那么为什么西方人在这一点上反倒比中国人还急迫呢?

　　结合一些我看到的资料和专著, 我认为原因如下.

　　西方式民主的核心是民主制度的资本化. 也就是说：谁有钱谁就控制了媒体有发言权，谁有钱谁就控制了政府有行政权，谁有钱谁就控制了军队有治安权。总之, 资本最多的拥有最大的民主.

　　最有效的保障西方安全的方法是让中国民主制度资本化。为什么?

　　西方和中国相比，谁更有钱？谁资本更雄厚? 当然是西方。1.75万亿美元的热钱神不知鬼不觉地渗透进中国大陆就是明证。

　　西方所希望的中国民主化，就是我说的中国民主制度资本化，中国的一切，从经济命脉到媒体到政府到军队都被西方资本所牢牢掌握，这样才方便他们控制中国，避免中国的发展影响他们的世界霸权，避免中国的发展使得世界的资源与利润分配朝向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 中国老百姓所希望的民主化，跟西方所希望的中国的民主化是有天壤之别的。中国老百姓所希望的民主化，毋庸置疑，肯定是为中国老百姓自己服务的，是为中国的生存和稳定服务的，当涉及到资源和利润冲突的时候，肯定是把中国，或者说中国老百姓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的。那么如果与西方发生争执，可以想象这样的民主制度会与西方发生怎样的冲突。

　　实际上，这次藏独闹事背后所展现的中西方冲突，所出现的中国老百姓与西方资本的冲突就映射了中国自己的民主与西方民主之间的冲突，结果是中国老百姓这样的自发的民主举动被西方称为法西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从下到上都展现了一种坚决要与西方主宰世界的意图斗争到底的意志，在西方看来就是全体中国人从上到下铁了心的要威胁他们建立的世界秩序，在他们看来，这不是法西斯又是什么呢？

　　在西方的潜意识中，只有西方人才是文明人，只有西方人才配享有民主，民主是西方的专利, 其他国家只有同意本国的事情由西方人民做主，这才叫民主。其他国家想独自裁决自己的事情，成长为取代西方的更强大的文明,甚至反过来做西方人的主, 是西方不能接受的，这叫做独裁。所以说，中国真正的民主化，肯定是与西方冲突的，肯定是不会被西方承认是民主的。说穿了，西方所说的中国民主化，就是中国事务由西方民众主宰化，这才叫真正的‘民‘’主‘。苏东巨变以后, 美国还要继续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实行颜色革命, 因为颜色革命之前, 这些共和国不肯听命于美国. 俄罗斯建立了全民普选的民主制度了美国仍然否认俄罗斯是民主国家, 因为俄罗斯人不愿意让西方民主来做自己的主子, 而要与北约抗衡, 为本民族争取利益, 在美国看来就是拒绝’民”主’.

一、美女上床和次贷危机

有一天，一位其貌不扬的男士，带着一位十分艳丽的OL，来到Causeway Bay一家LV店。他为OL选了一价值6万5元的LV handbag。

付款时，男士掏出支票本，十分潇洒地签了一张支票。店员有些为难，因为这对夫妇是第一次来店购物。

男士看穿了店员的心思，十分冷静地对店员说： “我感觉到，您担心这是一张是空头支票，对吗？今天是周六，银行关门。我建议您把支票和handbag都留下。等到星期一支票兑现之后，再请你们把 handbag 送到这位小姐的府上。您看这样行不行？”

店员放了下心来，欣然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大方的承诺，递送handbag的费用由该店承担，他本人将会亲自把这件事情给办妥。

星期一，店员拿着支票去银行入账，支票果真是张空头支票！愤怒的店员打电话给那位顾客，客户对他说： “这没有什么要紧啊！你和我都没有损失。上星期六的晚上我已经同那个女孩上床了！哦，多谢您的合作。”

这个故事揭示了次贷危机的本质。人们在对未来收益充满良好预期的时候，对于可能加大风险缺乏防范意识。美女认为周一六万多LV就到家了，自然也就放松了警惕，认为ONS的投资是值得的，对于投入产出的预期是建立在一个具有巨大不确定风险的情况下的。而对未来收益预期的包装则是这些投资机构最擅长的事情。中国的股民大多数跟这个美女一样，所以亏钱基本上是定了，没有这些人，股市赚谁的钱呢。而媒体和分析家们，往往在其中扮演了LV店员的配合角色。 当然, 如果美女有艾滋而男士没带套，这个结局就完美了。

二、我这里也有个卖猪的，解释华尔街危机

pwwp赶集卖猪，天黑遇雨，二十头猪未卖成，到一农家借宿。

少妇说：家里只一人不便。

pwwp：求你了大妹子，给猪一头。

女：好吧，但家只有一床。

pwwp：我也到床上睡，再给猪一头。

女：同意。

半夜pwwp与女商量，我到你上面睡，女不肯。

pwwp：给猪两头。

女允，要求上去不能动。

少顷，pwwp忍不住，央求动一下，女不肯。

pwwp：动一下给猪两头。女同意。

pwwp动了八次后继续，女问，猪，你的没有了！！

pwwp说：你先借我几头，我给你债券吧，等明年开春小猪崽生了，我连本代息，借一头

还两头，还你，可以吗？

女：deal

天亮后，pwwp吹着口哨赶40头（含少妇家的20头）猪赶集去了……

第二年女手持债券，去要猪

pwwp：猪没有了，我按照动一下猪2头，床上还你吧！

哈佛导师评论：要发现用户潜在需求，前期必须引导，培养用户需求，然后wall street, 然后证券化……

一、黑龙江：

1、发展两个大港口：总体上说最佳的发展方向就是走入俄罗斯，现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问题，关键是资金短缺。哈尔滨原来就是松花江上的港口城市，但是现在的松花江内河上不适合建大港口，应该重点发展松花江和黑龙江交界处的同江港或者是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交界处的抚远港。这两个地方在非封冻期时候江面非常开阔，通行万吨级以上货轮完全没问题，可直达庙街入日本海到太平洋。

　　 2、发展两河特区：黑河应该是一个重点，这里过去就是海兰泡，可是现在连铁路都没通过去。这里可以向中央要更加优惠的政策建特区。绥芬河是另一个重点，但面积太小，最好能从牡丹江划出来直属省政府管理，再把东宁划给绥芬河，面向海参崴建立边境经济贸易新区。

　　 3、哈尔滨是个大城市，但相比沈阳市，最近几年发展偏慢。建议首先从城市建设和绿化开始。其次，应重点发展装备制造业和军火产业。黑龙江企业的所有制和企业资本结构都不是问题，关键是政府干预太多，官员思想落后及腐败，可以说是全国最黑。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引进外资和民资。个人感觉可以重点考虑引进温州资本。让温州人的思想去冲击当地人民和官员的老思想，这是最好的思想解放。

　　 4、齐齐哈尔本来是省会，后来降为地级市，发展偏慢，最近搞了全冬会，建设好些了。但根本问题在于设省。黑龙江西部的齐齐哈尔、大庆、黑河、大兴安岭四地市，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和兴安盟，应该合并起来建立兴安省，省会在齐齐哈尔。同时把大兴安岭地区改为大兴安岭市，这样一来也可顺便解决大兴安岭地区的多头管理问题。还有，把兴安盟改为乌兰浩特市，为地级市；把满洲里升格为地级市和边境特区。这样一来，新设立的兴安省管辖七个地级市：齐齐哈尔市、大庆市、黑河市、大兴安岭市、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乌兰浩特市。齐齐哈尔变成省会后，会成为东北经济的新增长极！

　　 5、大兴安岭地区不让砍树后，经济发展偏慢，应争取设立国家级的冰雪旅游区！大兴安岭地区最大的优势不是砍树，而是这里的林海、雪原、原始、还有寒冷的气候，尤其是塔河、漠河、呼玛三县。可惜这里的本地人和加格达奇的官员都没意识到这一点。大兴安岭地区一年中有半年都可以滑雪，请问全中国哪里有这种资源；还有，现在中国各地在冬季的气温都变暖，哈尔滨市最冷也就零下三十度，但是大兴安岭地区现在最冷还可以到零下五十度，并且持续几个月，这就是旅游经济的优势。我是南方人，知道冰雪运动对南方人的魅力，我敢肯定，几乎所有的长江以南的南方人都没体验过零下五十度的严寒，如果经济条件允许，都有一种想去体验的欲望。现在是你们要迎合：首先建好加格达奇的机场，再把全地区内的运送木材的铁路和火车全部改造成旅游专列、把森工企业改成旅游公司、把大兴安岭林区深处的伐木厂改为小旅馆，可以大赚一笔钱。砍树应该全面禁止！国家要成立植树公司，雇佣这里的下岗工人，每天去种树，种树越多工资越高。

　　 6、伊春市的发展方式和大兴安岭地区基本一样。由于北靠俄罗斯，还多一个发展边境贸易的路子。这里的禁止砍树和鼓励植树，也比大兴安岭做得好。

　　 7、鸡西鹤岗双鸭山三个地级市，应该往东边的俄罗斯移民，不然没有发展空间，资源迟早会弄完的。佳木斯绥化两地级市最不好发展，哪里都不靠，我也想不出办法。

　　 8、大庆除了油，要利用现在有钱的时候，多想想退路。

　二、辽宁：

1、沈阳最近发展很快，中央振兴东北确实给了不少钱。但缺点是不沿海，最近的出海口就是营口的鲅鱼圈区。可以把鲅鱼圈区并入沈阳市，作为沈阳市在沿海的一块飞地。再建一条高铁连接沈阳市浑南新区和鲅鱼圈港即可。

　　 2、把盘锦营口合并最好。盘锦虽然沿海，但连“五点一线”都没进入，以后发展肯定很难的。

　　 3、丹东是个着力点，别等着朝鲜的改革开放，那太遥远了。唯一的出路就是把东港的港口做大，再把市府迁到靠近东港，直通黑吉的铁路建好后，潜力很大。

　　 4、大连发展有点慢了，相教于其地理位置和城市威望，旅游，工业超级有潜力，是该要加油！锦州不错，好好经营，会变成辽宁老三的。

　　 5、别再喊东北独立了，当年的辽老大，为国家付出太多，有怨气可以理解。但现在中央投资最大的就是东北，远远超过其他地区，至少未来五年还是如此，五年之后，辽宁还是会变成几个老大之一的。中央对地方投资，有些数据是不公开的。我认为还应该加大中央财政扶持东北的力度。辽宁过去是共和国的长子，未来还是长子！

　　 6、投资只是一方面，有大规模中央投资不等于振兴，毕竟投资只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环节。东北的体制五年之内必须要大变，完全可以用五年走完南方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东北不适合南方的那种市场经济，但要建立一种有东北特色的市场经济。在东北搞广东模式或温州模式都是胡说八道，我个人觉得西德模式当可借鉴。

　　 7、东北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长三角和珠三角。不只是经济，而是综合各方面。一般的“南蛮子”不了解这一点，只知道关心自己的收入，而我是稍微个了解东北的“ 南蛮子”，东北人既关心个人收入，也关心国家发展。东北振兴的重要性，那简直太重要了，呵呵。。。。东北的潜力就是半个中国，这是那些只知道算GDP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的。

三、吉林：

1、长春城市发展得了不少中央投资，变化很大。希望伊通河周边的环保能跟上。当年的新京很发达的，对未来的长春很有信心。

　　 2、吉林市的松花江和雾松真的很美，在经济上应该要当省内第一，就象苏州超过南京一样。吉林市完全有这个能力。该省未来的第一重点就是吉林市。现在的省长就是苏州去的，好象他也是这样想的。该市长在招商方面尤有才能，苏州的外资那么多，那么强。该市长功不可没，实为一人才！

　　 3、未来的另一个重点在延边！吉林省最关键的出海口问题，不在吞并丹东，也不在和俄罗斯合作找出海口，而是朝鲜的罗津先锋。老毛子占了海参崴，封死了出海口，现在过去一个中国人都让他们很警惕，更别说开发港口。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经济继续落后，现在海参崴的年轻毛子都去莫斯科找工作，人口大量减少，在领土问题上我们再耐心等待50年就行。朝鲜的罗先港离延边很近，现在中国正在开发，朝鲜半推半就，想在这里设个特区，想中国管经济朝鲜管政治，这里的情况比老毛子那边要明朗些，毕竟朝鲜有求于中国。从延吉和珲春到罗先港海边的高速公路和铁路要早日开工。

　　 4、吉林的玉米产业全国第一，很多南方人不清楚其中的战略价值。那就是石油。现在的关键是运输成本。最好是走罗先港出海，成本低有竞争力。

　　 5、通化和白山两地级市要重点发展交通，两市发展成熟后可以慢慢连接起来

　四、广东：

1、排头兵和杀出一条血路的干劲，这绝对是全国人民需要向广东人学习的，这是我最佩服粤人的地方，这也毫无疑问是未来中华复兴的重要动力。

　　2、在经济上，只弄广深，不搞非珠，是一大失误。湛茂和潮汕位置绝佳，居然不如中西部，当需广东省政府检讨。今后10年粤省成败关键在非珠，非珠发展从交通建设和教育投资开始。港珠澳大桥之争，有香港自私的考虑，但广东也有责任。希望这桥赶快修好！在港粤之争里，中央只能偏香港；但港台之争，中央绝对偏台湾。最近有香港媒体说，马英九上台后两岸三通，会损害香港作为两岸贸易中转港口的优势，损害香港经济利益；结果中央很不高兴很恼火。这只能说明这家媒体太不识大体了，呵呵。

　　3、广东人有很多优点：务实、朴素、低调、勤劳。尤其是客家人和潮汕人，确实是很正宗的中华文化传承人。我很佩服他们那种勤劳创业的精神。但广东人的缺点在于考虑事情过于偏重经济利益，大局观稍有欠缺。比如上交国税问题，如果按国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过去的上海，现在的江苏，都远远超过现在的广东。还有，现在广东上交的税收并未投入到长三角，而是东北和西部。并且这也是必须的。关于深圳的税收问题，确实很特殊，但广东暂时少提为好，因为效果会适得其反。以后深圳的税制会有个有利于广东的改变。

　　4、广东未来发展不在珠三角的服装玩具工厂，而在文化教育。岭南文化是中国很独特的一支，广东很多方言中，所蕴涵所传承的中华传统文化，也远远超过普通话；甚至有些广东方言的词汇就是古汉语，完全可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另一方面，推广应用普通话又很必要，希望广东的兄弟姐妹能够理解。在广东，考虑很多事情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就可以，但在北京的层面，却要复杂很多。我在广州曁南大学小住过半年，感受到粤文化的独特性，粤语更有汉唐之音啊！我很喜欢！呵呵。。。总之，方言要保留，普通话也必须学好。粤语和国语都说得好，才是真正合格的排头兵。呵呵。

　　5、湛江的未来一个是钢铁，一个是造船。茂名和阳江的港口也可以建大造船厂。个人感觉这三个城市的发展方式应该是整合海岸线资源，走和广深不同的路子。并且，这里的人崇尚读书，这在广东本地人中很例外，另一个例外是梅州，但是梅州又不沿海。所以未来广东省应该将发展重点转到这三市。汕潮揭三市不属于珠三角，虽政治上归广东，但经济上应该入闽台。汕潮揭三市应赶紧融入海西经济区，现在中央马上要拿大笔钱砸到海西经济区，你们快去北京找中央政府反映情况，争取加入海西经济区，这才是关键。还有，到北京后，别光说为了发展经济，一定要让中央知道你们加入海西经济区对统一台湾有多么重要！

　　6、深圳的问题，一言难尽，去过十次，感觉说深圳的问题太复杂。深圳的问题不是被谁抛弃的问题，而是自己要抛弃掉一些东西，比如低端产业和过多的低素质民工。在政治上要低调，不要再讲升直辖市的事情，避免被香港猜疑，被广州打压。不要再想着去中央要政策，除非你想要的这个政策能有利于统一台湾，否则肯定要不到。最好的方法就是少说多做，最好能人均GDP超过香港。

　　7、在广东考虑问题和在北京考虑问题，差别非常大！简直就是两种方式，就好象本港明珠翡翠和CCTV的差别一样大。我年轻时在这两地都生活过，出国多年后再回头看此事，平心而论，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很重要，一个人如果兼备这两种方式，那才是最好的思维。

　　五、浙江：

1、中国最富裕的省份，发展最平衡的省份，毫无疑问是除直辖市外中国能最早实现现代化的省份。该省总体实力肯定不是中国最高，但发展水平肯定是最高，并且未来十年肯定还是第一。广东要超新加坡，有点吹，但浙江超韩国，却太有可能了，最快2015年。

　　 2、韩国9.9万平方公里，浙江面积10万平方公里。韩国人口4500万左右，浙江人口4600万左右。都是沿海的地区，都有较长的海岸线，都有较多的沿海岛屿。由此可见，浙江韩国很相似，非常适合对比。我曾经去韩国旅游，总体感觉比浙江发达，但发展速度低于浙江。个人认为浙江10年内完全可以超过韩国，浙江超韩国肯定比广东超新加坡更加容易。2007年浙江人均GDP官方公布的数据按07年汇率折算为6500美元，韩国为22000美元。浙江最近的发展速度是人均GDP每四年就翻一番，未来速度会慢些，2015年大概为20000美元。考虑到2015年的人民币汇率，折算过来至少有3万美元。韩国 2015年的人均GDP大概也在3万美元左右。

　　 3、杭州GDP超过首尔大概要八年，但宁波GDP超釜山五年后就可能实现，宁波港吞吐量超釜山港三年后就可实现。除GDP和人均GDP外，浙江的森林覆盖率、地表水质量、高校知名度、研发能力、文化教育水平、医疗卫生事业、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海港吞吐量、空港吞吐量等指标，都有可能超过韩国。浙江的缺陷在于中小企业过多而大企业不足，尤其是知名国际大型企业，浙江的重工业水平也偏低。

　　 4、温州太怪异，我一直在观察这种现象，觉得温州的发展模式在国内少数地区可以推广应用，但是大规模推广却不行。温州未来的发展应该是继续面向海外，成为中国与世界融合的节点。还有，温州的交通发展还应该再快些，这么多人在外面，回去一趟都不方便。

　　 5、金衢丽三市相对落后，但比广东的粤东粤西粤北都发达，比苏北也发达。我很佩服浙江人这种全面发展的思想，在中国，各地市能整体协调发展的省份真的很少。

　　 6、浙江人的视野很国际化，对全国各地的了解也很广泛，对商机的把握很快。就算是普通的浙江农民，他们也知道中国的什么地方好赚钱，浙江农民在这一点上和广东农民只知道坐在家里收租金很不同。所以我看好浙江。

　　 7、说了这么多优点，最后必须要说缺点，浙江的富人有的喜欢摆阔气，有的喜欢攀比财产、有的喜欢吹牛、有的浙江富人的孩子们已经丢失了父辈的勤劳踏实的作风了、有的浙江富人有点暴发户的味道了。要注意啊！在低调这一点上，多学学广东人，富贵不过三代啊！

　　 8、在全国各省上报中央的经济数据中，浙江省政府和广东省政府都少报了，其他的都是多报。因为这两个省都有藏富于民的传统。但是广东省内经济发展的差距太大，简直是欧洲和非洲的差距，因此我认为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为全国各省最高。

　　六、山东：

1、从长远规划、发展潜力、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总体实力、科教水平、文化影响力等深层次因素上说，山东到2020年的时候，许多人均指标肯定还不是全国第一，但绝大多数总量指标都将会是第一，其中就包括GDP总值。到那时候，山东人不需要再吹牛，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地说：山东是中华第一省。（广东GDP到2020年将会是第二或第三）

　　 2、山东的发展首先是半岛上的青岛威海烟台。青岛不错，有点象德国的汉堡，希望能加快发展。但是，威海烟台的发展相对其地理位置来说还是太慢，那么长的海岸线，却没有大的港口，也没有大的造船业基地，临海工业发展落后，光靠捕捞海产品是不能发财的。龙口招远面向渤海湾，可以发展军品造船，如潜艇和驱逐舰；荣成文登乳山全沿海，但直面日本，可以发展民用造船业，如利润率很高的石油巨轮和豪华游艇。此外，半岛三市承接日韩产业转移的速度有点慢，这个时候要练好内功，坚持内外两条腿走路，不能光等着国外的产业转移。

　　 3、日照的港口吞吐量还是太小，要知道没有港口的发展就没有日照的发展。

　　 4、潍坊北临莱州湾，海岸线很长却不适合发展大港口，但是至少也要有个中型港口，象天津那样挖也能挖出来的，寒亭区修了直到海边的高速公路，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寿光昌邑都不错。

　　 5、东营和滨洲都有海岸线，但国内基本上没人知道这两个城市是沿海城市，等于浪费了岸线资源。

　　 6、济南要办全运了，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加强一下城市建设。山东省要当GDP老大，济南发展慢了肯定不行。其实济南完全不要和半岛三市去争经济蛋糕，而应该独辟蹊径，做强装备制造业、文化产业、物流产业和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

　　 7、淄博不错，城市建设也不错，临沂最近几年也开始起飞，民营企业有势头了。枣庄和滕州的关系要理顺，不然会干扰经济发展。莱芜也不能光搞钢铁，要有第二第三优势工业。济宁泰安是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但是却没有很好地产业化，体制是重要原因。聊城荷泽德州是京沪加京九，为什么还那么穷呢？难以理解。

　　 8、我是南方人，看山东肯定不全面，但山东几乎所有的地级市都走马观花地去过一遍，觉得山东是我国东部两个地理位置最好的省份之一，另一个是广东。广东近港澳，山东近日韩，相比之下山东更有优势。山东的文化底蕴更是广东不能相比。因此更看好山东。

　　 9、山东的劣势在于官本位思想太重，好多人想当公务员想要个编制。其实山东人应该发扬当年闯关东的精神，去全世界闯荡。可以荡涤掉一些旧思想。还有，山东人一定要克服吹牛的老毛病。

　　 10、全国各省中，山东人的名声威望绝对是第一。即使在海外华侨中，一提起山东人，都说是中华的脊梁，山东人从文化上说是最正宗最传统的中华人。我现在国外，举个身边的例子，如果有山东人和非山东人想在海外租华侨的房子，同等条件下，这些华侨房东都愿意租给山东人，为什么？因为山东人两个字代表的是忠诚、可靠、信义等中华传统价值观念。从这一点，我就知道山东省的文化积淀和山东人极高的名声迟早会成为山东经济腾飞的巨大助推力。祝福山东！

　　七、新疆：

　　1、南疆四地州：喀什、和田、阿克苏、克州。这四个地方应设立单独省级行政区，个人觉得设立喀什直辖市最好。这个直辖市不是按照面积人口GDP设立的，而是按照政治国防需要设立的。新疆的首要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现在的喀什市和克州首府阿图什市的距离只有几十公里，可以用城市轻轨连接起来，新的喀什直辖市的行政中心就设在轻轨的最中间。

　　2、南疆直辖后，北疆汉族占70%以上，可以将重点转移到经济发展上。乌市的大问题是水，从阿勒泰引水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乌市城市人口不宜太多，今后的中央投资应重点搞绿化和环保，还有，乌鲁木齐离欧洲西亚中亚都很近，应该把地窝铺机场建成大型国际机场和亚欧的客运货运中转中心、物流中心、中国人去欧洲的便捷通道，别浪费了亚欧大陆地理中心的美名。既然说离海洋最远，那就是说最适合发展空运呀！

　　3、石河子环境特别好，昌吉、奎屯等小城市都是小绿洲，应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环保产业。其实，广东的服装鞋子厂，与其迁移到东南亚，不如迁移到天山北坡。这里的劳动力成本不高，但文化素质不错，并且生产出来的服装鞋子用火车运到欧洲中亚俄罗斯，比从广州深圳用海船运过去还要便宜。这个问题还有重大政治意义，因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迁移到北疆，必然会带来大量的中西部劳动力，这些劳动力肯定有一部分会在这里安家落户，这将大大巩固边疆地区的稳定！现在的河南每年都有来新疆拾棉花的妇女，她们大部分工作完成后会回老家，但是也有一部分在这里定居了。

　　4、伊犁州、伊犁地区、伊宁市，这些名称的隶属关系，外人搞都搞不清！可见新疆之特殊复杂。不过伊犁地区是北疆三大不缺水的地区之一。伊犁河穿过伊犁地区，水量充沛。这个地方一定要好好规划，首先把铁路、机场、高速公路建好，再吸引内地移民来创业定居。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祖国统一。

　　5、北疆三大不缺水的地区另一个是阿勒泰，这里和蒙古相邻，应考虑把阿勒泰地区的行政中心迁移到地理位置较好的哈巴河。可以考虑修建乌鲁木齐通往乌兰巴托的铁路，正好经过这里。

　　6、博州、塔城、克拉玛依要协调发展，现在中亚的油管过来了，富裕是没有问题了，关键是要往西边扩张中国的影响。交通建设要先行。

7、兵团的问题，关键是中央投资，要加大对兵团的投入，这个兵团不但没有过时，还要发展壮大。以后统一外蒙，肯定还有个外蒙兵团，新疆兵团的经验太重要了。当然，兵团也要开始改革体制，才能继续发展壮大。

　　8、北疆三大不缺水的地区最后一个是巴州，首府库尔勒，这里生态很好，博湖的水很清，可以建设为旅游中心。光有香梨还不行，还要开发些产品。最近的石油工业发展不错，一定要注意环境保护。

9、喀什直辖市成立后，新疆兵团可以一分为二，北疆的还是叫新疆兵团，管理中心在石河子；南疆的就叫喀什兵团，管理中心设在图木舒克最好。当年新设立的三个兵团城市，阿拉尔和五家渠的发展都很好，唯独图木舒克人气不行，这正好是个机会。

　　10．最后，大家肯定担心一个问题，喀什直辖后，维吾尔族占90%，会不会不稳定。我想说有一个办法，就是建立中国第八个大军区：喀什军区，地点就在喀什。这里离兰州军区太远，必须要设立新的大军区。新成立的喀什军区下面管辖五个单位：新疆军区、南疆军区、新疆兵团、喀什兵团、阿里军区。你们要知道，一个大军区所在地，要带来多少人口，这些人要吃要喝，这也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然后，在喀什设立几所教育部直属大学，再迁移一些军队院校、公安刑警院校过来；还可以在喀什设立国家反恐中心，负责指挥全国的反恐任务等等。只要中央投入巨大资金，一定会把喀什发展起来的。喀什这个地方，不能光搞市场经济，还要搞反恐经济、反分裂经济。我是南方人，看新疆问题比较肤浅，请大家多指教。

　八、青海：

　　 1、面积辽阔只有500万人口，西宁就有100多万，很好发展。西宁市光搞环湖自行车比赛还不够，夏都的品牌一定要推广。全中国的省会城市，包括昆明，夏天气温都可能在30度以上。唯独拉萨和西宁，绝对不会超过28度，但拉萨太远海拔太高，因此西宁是最好的避暑山庄。但南方人都不知道这个。西宁每年夏天只要有200万度假人口，就可以变成东方瑞士了。还有，西宁也可以适当吸收些南方转移来的产业，但要保护好环境。

　　 2、海东地区应改为平安市，再建设西宁到兰州的高速铁路。这样西宁平安兰州就是黄金走廊了。海北、海南、黄南三个州的人口一共才100多万应该部分转移到西宁市。这三个州适度发展点畜牧业就可以。

　　3、果洛和玉树两州人口一共几十万，但地理位置却在长江黄河上游，应该把这些人转变为生态建设者。国家直接投资建设几个生态公司，再聘请他们种草种树就行。

　　4、海西州是重点，柴达木是宝库，关键是怎么办！格尔木应升级为地级市，并逐步发展成为青海第二大城市；德令哈应该发展成为青海第三大城市。格尔木太重要了，到库尔勒的铁路、到成都的铁路，都应尽快修建！

　　九、宁夏：

　　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总共才有600万人口，很好发展。总共5 个地级市，有四个地级市在黄河边，分别是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中卫市。这种地理优势在西北是最好的。宁夏大米是全国最好吃的，其次是东北大米，最差是南方大米。这里是真正的塞北江南，关键是工业基础差，但是宁夏又不适合发展大工业。其实人少的地方发展起来很快的，从地理位置看，宁夏的人均GDP应该位于全国的前几位。除了高科技农业、旅游产业，这里适合发展些温州式的小商品产业，发挥回民特色，开发销往穆斯林国家的小商品，这样很容易让大家都富起来。

　　可以这样说，整个西部，适合温州模式的只有宁夏。宁夏人口和温州人口差不多，去穆斯林国家创业有天然的宗教优势，现在的宁夏穆斯林群众，去中东国家做生意的越来越多，寄回来的钱也愈来愈多。

　　固原市是例外，它就是原来的西海固地区，以前很穷，现在稍微好点。根本出路在于将这些人尽量迁移出去，去银川一部分，去新疆一部分，去中东一部分；不然会永远贫穷落后。

　　4、从长远打算，内蒙的阿拉善盟应该划入宁夏，设立阿拉善蒙古族自治州，再由国家投资治理沙尘暴。宁夏要发展，也需要阿拉善。

　　十、云南：

　　通往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口号喊了好多年，建设太慢。建了这么多年，才修了条昆曼高速公路。与多国相邻，这是云南的最大优势啊！昆明的建设在世博会后又慢了下来。

　　2、对缅甸，是重点，为了印度洋出海口，为了中国未来的西海岸线，一定要打通两条线：

　　第一，修建大理-保山-德宏-曼德勒-实兑的铁路、高速公路、输油管线，帮助缅甸把实兑建设为当年的深圳特区。这样一来，滇西地区就可以发展大型石化产业了，还找到了最近的出海口。第二，改扩建大理-六库-密支那-曼德勒-仰光的铁路和高速公路，一定要把仰光的政治经济控制在中国手中。

　　3、昆明经过老挝北部到曼谷的高速公路即将开通，应该继续修建昆明到景洪，再经缅甸北部到曼谷的铁路。曼谷到新加坡的高速公路和铁路早已经修通。这样一来，通过铁路和高速公路就可以直接去新马泰三国了。

昆曼高速公路应该从老挝北部引出一条支线，往南经过万象，再往南经过老挝南部进入柬埔寨的金边，并直达西哈努克港；同时，修建景洪-万象-老挝南部-金边-西哈努克港的铁路；这样从云南经过老挝到柬埔寨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就全通了。

　　5、昆明经红河、文山到河内再到海防的铁路和高速公路也一定要建好。原来的那条法国人修建的窄轨铁路就当旅游火车使用吧，就象阿里山的小火车一样。

　6、昭通的水富港是云南唯一的长江港口，再加上思矛、景洪等港口，水运前景很好。大理、丽江、迪庆，除了旅游，还应该发展些节能环保的轻工业，滇藏铁路要尽快开工。临沧、楚雄、怒江三地州太穷，交通太不方便。曲靖不错，再接再厉。

　　7、云南应该把交通、环境保护、森林绿化、教育等放在首位。和东盟国家的自由贸易区问题，虽然由广西现在主导，但云南省的边境线最长，走进东盟国家，主要还是云南。云南和缅甸，还是中国飞机飞往非洲的最近路线，一定要把昆明机场建成中国人去往非洲的中转基地。

　　8、象云南这样的南方省份，多大江大河，可是昆明居然缺水。太不应该了！滇池本来是个大水库，现在变成了污水池，可悲啊！以后云南省的水资源保护应该放在第一位。

　　十一、广西：

　　没有哪个西部省份会象广西一样有出海口。钦州还是深水港。现在的北部湾开发，虽然开口就是南钦北防，但交通还是不行。南宁和钦州之间，北海和防城港之间，要修建两条城际高铁，两条线在钦州汇合。这四个城市之间的距离不超过一个小时最好。

　　钦州适合建立大型集装箱港口，是天然深水港。当然，还要发展造船业，这里的海岸线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民用船舶都没有一点问题；还有，这里的深水海岸线大多紧邻山区和丘陵，可以建立大型军用造船基地，建造航空母舰，除了大连和上海，这里是最佳地点；建造核潜艇，除了葫芦岛，这里也是最好选择。

　　3、北海的海岸线适合发展海洋水产、海洋旅游、海滨浴场、海滨房地产、海洋客运等等软性产业。但是一定要吸取当年的房地产教训。防城港可以建成大型的散货进出口基地，如粮食、煤炭、铁矿石等等，也可以建设大型石油进口基地。

　　4、梧州是除了以上四城市外最有前途的，但是现在没有利用好自己的交通优势。桂林有中央投资和旅游产业，前途也很好。柳州稍微差些，工业地位下降，铁路局也没有大作用，唯一的出路是把广东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部分过来，同时搞好重工业的升级改造。崇左还是刚设立的地级市，必须要建好南宁经过崇左到河内的铁路和高速公路。

　　南宁是这几年发展变化最快的南方城市。但是工业基础太差，经济后劲不足。应该把南宁定位为中国连接东盟的桥梁城市和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建成向东盟国家教汉语的基地也不错。

　　十二、河北： 

　　1、唐山应该发展为河北最大的经济城市和大型港口城市，曹妃甸的优势不能浪费，再加上南堡，肯定是排头兵。在大港口、大石化、大钢铁之外，应该再加上海洋产业、造船业、能源基地、装备产业等等。

　　2、秦皇岛除了成为旅游业、煤炭运输业、造船业基地外，还应该做成科教基地。既然中央已经取消了去北戴河避暑的习惯，那我就建议中央将北戴河度假基地划拨给中科院，体现中央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关怀。然后再把北京的那些中科院各种研究所全部迁往北戴河的别墅。因为北京这样的繁华都市根本不适合搞科研，北戴河幽静的海边最适合科学研究工作。这样一来，就有上万科研人员长住秦皇岛了。如果还不满足，可以把北京部分高校的本科生部迁移到秦皇岛海边，北京只留下各高校研究生院就行，我想，象北航、北邮、北理工这样的高校，都会愿意把本科生部迁往北戴河南戴河海边的。当然，肯定有不愿意离开北京的；但是京秦高铁修好后，两地之间只要一个小时，再迁移这些机构就容易多了。

　　承德应该修一条城际高铁通往北京，估计最多半小时吧！其实承德很适合病人修养康复，可以把北京那些医疗机构、医科大学等，迁移一部分到承德。可以把承德建设成全国医疗科研基地之一。

　　沧州拥有黄骅港，是河北省中南部唯一的港口，也是石家庄市唯一指望得上的出海口。应该修建石家庄市到黄骅海边的城际高铁，估计一个小时吧。石家庄市是中国比较破的省会城市，要加快建设啊！沧州绝对应该建设成大型港口和河北省的进出口基地。河北虽然有三个地级市沿海，但是秦皇岛和唐山实际上是中央直接规划的，又在北京天津的北部，河北省根本指望不上这两个沿海城市；河北省唯一可以自己规划的就是沧州港，应该举全省之力建设好这个独生子！

廊坊以后就作为北京天津的后花园吧！张家口一定要建设成生态类型的城市。衡水、邯郸、邢台这些地方太差了，如果不加快发展，会比西部还要落后的。

总体上说，河北是东部的地理位置、中部的经济实力、西部的思想观念。

　　十三、西藏:

　　拉萨必须成为交通中心，到日喀则的铁路，以及日喀则到聂拉木，日喀则到亚东的铁路应在5年内通车。除了旅游业，拉萨还可以发展些小商品制造业、环境保护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吸引国内穆斯林来拉萨定居，走宗教多元化道路。即使藏传佛教，也不能让黄教独大，要互相牵制。藏族与其他民族通婚没有宗教障碍，以后会有扩大趋势。

　　日喀则是第二大城市，要面向南亚发展外贸出口。尤其是尼泊尔，一定要把中尼的交通打通。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大家都心知肚明。

　　阿里现在最落后，关键是交通不行，从拉萨和喀什运输物资都只有汽车，还要好几天。可以考虑修建日喀则到仲巴铁路。以现在的科技水平，铁路只能修到仲巴，在往西就不行了，因为海拔太高。铁路修好后，可以把仲巴建成面向阿里的物资储备中心、物流中心、汽车运输中心，各种物资先用铁路运到这里，再从仲巴到狮泉河用汽车运输只要一天就可以了。

　　林芝是小江南，广东福建的对口支援搞得不错，八一镇很现代了。山南由湖南湖北帮忙，还太落后，泽当比八一差多了。这两个地区海拔相对较低，水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高，尤其是林芝，和南方气候很相似。完全可以吸引大量的内地人来这里定居兴业。当然，滇藏铁路 10年内一定要修建，巩固边疆啊。

　　那曲只能发展畜牧业，还缺氧。昌都以后会逐步四川化。

十四、湖南：

　　最中心三地市：长株潭一体化很好，但太慢了，既然交通部长当书记，首先就应该把三地的轻轨修好。8000万人口的省份，按照80%的城市化率，长株潭应该有1000万人。娱乐很重要，光搞娱乐也不行；脚都很好，但大家天天洗脚也不能发财。三一中联在国际上还是不行。都去广东打工更加不是长久之计策。

　　后劲较好的四地市：岳阳必须往东走向长三角，不要被泛珠之类的空话欺骗，湖南唯一的长江岸线在这里，一定要好好利用，应该建立大港口，长沙那个霞凝新港受水位研制，通航吨位太低了，绝对败笔。郴州只能往南看，但广东劳动密集型经济现在也不适合大规模产业转移了，郴州要留点后路。常德的人文气氛最佳，但地理位置偏西。怀化靠铁路，到中等不成问题，再往上不可能。l

　　衡邵益娄都不行；张家界只有旅游也不能大富；湘西相对而言就更为落后。

　　怎么办！湘人长于读书军政短于贸易经商。但国内现在是经济建设为中心，湘人以自己短处博人家长处，肯定落后。所以办法之一就是走向国际。海外的粤人闽人浙人太多，但都是社会底层，毫无政治地位；如果湖南人来领导这些人，必成大器。因此湖南人现在起必须要学习温州人，大批出国。第一、去欧美，既然湖南人打仗不怕死，还怕偷渡吗？第二，去东南亚，现在很多湖南农民到广东打工，发现工厂迁移到东南亚了，只好回家，还是穷啊；干脆再霸点蛮，直接出国打工。第三，去非洲，这是最适合湖南农民去种地的，现在湖南的农垦局应该改为农恳公司，不要在湖南垦了，破坏环境又不发财，干脆直接去非洲租土地农垦吧！湖南农民种水稻绝对是一流水平，去非洲推广袁隆平吧！然后在非洲多生孩子，再进入军政高层，绝对比温州人混得好！

　　我说这些不是开玩笑，因为河北省农民已经开始海外拓殖了，你们自己在百度上输入“保定村”三个字，一搜索就知道了。我想湖南人要做这个事情，肯定比他们更好。湖南的悲剧在于一群胸怀大志的普鲁士人被困在中部，不会搞经济，又不能搞革命，只好搞一种变相的政治宣传—-“娱乐”。关于湖南的发展方向，　

　十五、陕西：

　　毫无疑问，榆林是五年后陕西最富裕的城市，其次是延安。十年后这两个陕北城市的人均GDP甚至会超过浙江，这是很多南方人都不敢相信的，甚至认为我在放屁，因为他们还以为陕北人现在还都住窑洞，呵呵。。。。。其实陕北的发展速度现在远超过当年的深圳。但是，油气资源不能永远保持榆延的经济竞争力，必须要留后路，下游产业要大力发展。还有，趁现在有钱，多高绿化。现在的陕北，绿化得很不错，再加油，十年后会变成大公园的。如果机遇好，陕北能发展成中国的科威特。

　　陕南三市，汉中条件最好，但经济也一般，商洛和安康还没有脱贫。但这里生态很好，有点象奥地利。干脆多建立几个国家森林公园，搞搞绿色产业，对丹江口的水资源保护也有好处。发展些秘密军工企业也可以，作为医疗养老基地也是绝好选择，西安的那么多高校也可以迁移些过来。陕西以前是中国生态较好的地区，以后也会是。因为陕西其实就是中部，不是什么西部省份。陕南当初是川地，划给陕西有政治考虑，因为军事上也从成都军区划到了兰州军区，有利于中央对西南地区的控制；但是在经济上，陕南又没有完全融入西北，因此现在是全省最穷的地方。现在要做的首要事情就是修好穿越秦岭直达西安的铁路和高速公路。

　　西安把咸阳合并改为长安吧，市区发展方向可学习日本的京都，环境第一，城市建设要有古都风格，别搞成那个芙蓉园一样不伦不类；西安军工科教绝对是优势，但市场化不够，全盘照搬南方模式绝对不行，应该走德国式的军工改造之路；还有，西安思想观念更新必须加快，不然真的会变成废都。西安农村的发展还是大规模机械化，关中平原非常适合大规模机械化的农业。

　　宝鸡现在还不如甘肃天水，是怎么回事情？铜川太小，应该把黄陵要过来，那可是快旅游业肥肉啊。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市场化产业化还太低，有点名不副实。渭南本来是好地方，多好的黄河滩啊，可惜被三门峡水库连累了，现在还不富裕。　　陕西这样的历史文化大省，3700万人口，应该要有自己的模式。全世界内陆国家发展好的只有瑞士奥地利这些小国，都和陕西差别太大。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也许可以让西安借鉴一下，但差别还是显而易见。因此陕西的路还要探索几年。

　　十六、海南：

　　全省的唯一发展道路就是建成中国的离岸经贸中心，特区的帽子早过时了。内地禁止的博彩业和性产业，在这里可以适当放开。但政府一定要管制好。还有很多在内地不能开放的行业，这里都可以开放。

　　博螯论坛还要多些花样，在亚洲要扩大影响。洋浦的钢铁项目应该再加快点，这里有深水港，还可以发展造船业。三亚已经是旅游中心，但还不是大港口，连停靠国际邮轮的泊位都没有。其实海南的西部和南部完全可以划入北部湾经济区，还有湛江。这个经济区确实要统一规划。

　　海口到徐闻的海底隧道应该打通，这在技术上已经不是问题。海口市应该把海岸线好好利用起来，建港口和度假基地。其实海南是最适合发展中国海景房地产的地方，但是当年的房地产风波对海南伤害太深了，现在要适当考虑这个事情。中国内地那么多人都没有见过大海，在海南有套房子去过年避寒，是很多人的梦想啊。

　　海南还有个巨大的热带资源，热带蔬菜和热带水果应该是重点农业项目。现在大陆中西部的小城市和农村，吃热带水果还很难，海南应该瞄准这些机会。一共才500万人口的省份，抓好几个产业，就能很快发展起来的。

十七、福建：

　　1、建国以来中央投资最少的省份，不怪中央，只怪台湾。但是福建的失误在于没有借力打力，既然台海备战，就要向中央申请把高速公路修成全国最密集并且可以起降大型飞机，修三千公里的高速公路，台湾怎么轰炸也炸不完；既然要挖防空洞，不如把福州厦门的地铁建成全国最好最密集，平时的地铁是市政交通，战时就是巨大的防空洞。这叫战备经济，越是准备打仗就越要发展这些基础设施。高举战备经济的口号，可以大力发展基础设施。

2、如果和平统一，更加要发展经济，增强台湾同胞向心力。海峡西岸经济区说的就是这个事情。福建只有三千多万人口，九个地级城市有六个沿海，占三分之二，为全国第一，并且几乎每个沿海地级市都可以建立深水港口，这巨大的天然优势。

　 3、福州的城市面积和人口都太少，不象大城市；闽江的河港应该转移到海港，这个事情已经开始了，还要加快。福州的造船曾经全国第一，船政文化深厚，现在可以发展大型民用造船业。既然驻军多，这里也可以发展军事后勤经济，几十万将士吃的穿的都可以在这里采购，这些产业即使战争状态下被轰炸也没有大的损失。还有，为了对台湾的宣传工作，这里可以发展些文化娱乐动漫等软性产业，打仗时打死几个电影明星对国家没什么损失。

　　4、厦门的外表很好，但经济实力也不强，且为赖氏所连累。最好的办法是建成江西湖南的进出口贸易出海口、南方的旅游度假中心；现在台湾的很多大学都招生不足而亏损，可以吸引他们在厦门设立分校，发展高校经济和科教产业。宁德的海岸线那么长，也浪费了；泉州应该发展到全省第三位的城市，要主要面向海洋发展软性产业，泉港区当年也是东方的大港啊，现在不知道萎缩成怎么样了；莆田面积最小，区位优势也很好，最近发展太慢了。漳州的石化产业是个大突破，现在可以多吸引外资企业投资轻工业，即使打仗损失也没关系。

　　南三龙都不沿海，但森林覆盖率很高，真正的氧吧。应该发展成二线的战备基地，也是战时经济的重要后备力量。首先应把到江西的铁路和高速公路修好。备战和赚钱其实并不矛盾，可以相互促进。

　　6、杭福深高铁正在加快修建，夹在两条三角裤中间的这个省，还有曾任人事部长的书记，和南北两个三角州的关系也将决定今后的发展方向。广东模式、温州模式、苏州模式都不可照搬，但都可以部分借鉴。

　　7、偷渡是个好事，关键是偷渡出去的福建人要能象温州人那样发财，不能让国外满大街小巷都是乱窜的福州仔。

　　台湾的事情，福建不要再抱怨，这个事情不是福建能决定的；福建的中心就是立足现实谋发展。

　　8、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福建人比广东人更能理解中央的政治思维，比山东人更加具有海外闯荡的冲劲，福建没有东北的计划经济阴影，也没有浙江未来要面对的中小企业困境；福建还有统一台湾这把尚方保宝剑，谁说福建不能化腐朽为神奇呢？

　　十八、山西：

　　1、49年以来，全国人民最亏欠的不是福建，也不是东北，而是我即将叙述的这个美丽省份：山西。具体情况就不说了，大家自己去查资料吧！当年的东北和上海都为国家贡献太多，但现在的上海已经重新崛起，东北的辽宁也是最近几年中央投资最密集的省份，甚至吉林黑龙江也慢慢起来了，但山西还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我个人觉得很不应该。如果说湖南是南方人中的北方人，那山西就是北方人中的南方人，很有经济头脑，不应该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

　　2、当晋商变成煤老板，森林变成破旧的矿井时，我也反复思考这个只有三千万人的人口小省的富裕之路。煤价短期内肯定不会市场化，这我完全理解，关键是山西的基础设施必须要中央大力投资。HFG在山西时太原的基础建设发展较快，但最近几年又被长沙郑州等中部城市超过。是为什么呢？

　　3、大同和太原差别极大，应该搞煤变油和能源深加工，大秦铁路运煤量要逐年减少，大同的生态建设必须要中央出资补偿。同时，大同可以建成中国的电力中心，相当于十个华能电力的规模。

　　4、朔州忻州人口较少，发展电力相关产业很合适，如电动汽车的储电器、潜艇电池等等。阳泉榆次在即将兴建的高速铁路上，交通方便，将来的发展趋势较好。吕梁山区前途较差，没有办法。临汾本来可以发展到全省第三，还有本科院校，经济条件也还可以，但是空气太差。

　　5、长治晋城运城应该往南看，可以选择发展小商品，走浙江模式，这里的风土人情和南方的浙江有相近之处。还有，既然象河津这样的县级市也可以进入全国百强县，证明土生土长的河津模式也值得这三市学习。

　　最后，山西的发展模式肯定和全国其他地方不会一样，并且会有较大的差异性。这个和山西人文有关，你们可以看看当年晋商和徽商的差别就知道了。山西人是北方人中最特别的一群，他们天生具有强烈的商业意识，即使现在很不发达，但我仍然很看好山西未来的现代化道路。谢谢山西！也祝福山西！！！

　　十九、江苏:

　　1、除了广东山东之外地理位置最好的省份，除了北京上海之外科教最强的省份，除了浙江之外经济发展最均衡的省份。也是最应该提前实现现代化的省份之一。多次去江苏，最近一次是07年，总体感觉苏南已经达到意大利的发展水平，苏北接近罗马尼亚的发展水平。

　　2、苏锡常镇四市的经济实力、产业布局和发展规划已经超过除广州之外的整个珠三角，但是港口的吞吐量还没上去，这四个地级城市都在长江南岸，拥有很长的长江岸线，应统一规划。京沪高铁和沪宁城轨通车后，这里会成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南通的崛起只是时间问题。

　　3、扬州泰州南通在长江北岸。南通既有长江岸线也有海岸线，是中国水运最便利的地级市，但崇川的港口太小，应在海门江边建立一个大型长江港口，启东的东元镇应该建立一个大型海港，好象已经动工了。此外，南通的造船业发展不错，不过光一个川崎重工还不行，还要有中船重工的投资，苏通大桥通车了，这里可以和崇明的造船基地统筹协调规划。

　　4、泰州的靖江和高港，扬州的江都和仪征，都是很宝贵的长江岸线资源，都浪费了；这两地现在的经济实力和他们的地理位置还不相符，但未来十年一定会崛起。

　　5、盐城那么长的海岸线却不适合建立港口，很不幸，经济落后可以理解。但连云港的全面落后却是江苏省过去二十年最大的败笔，要盘活苏北四市，连云港是关键一笔；未来十年江苏省财政投资和政策支持除了南京，最重要的就是连云港。

　　6、徐州的破落难以想象，05年去过一次，现在不知怎么样。宿迁就象仇和医改，偶尔闪闪光。淮安光改名还不行，总体上还比较落后，阴改光后不要虚度光阴啊。

　　7、南京在全运后发展提速，十年后肯定会发展成为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省会城市。亚洲最大的内河港口，强大的科研教育实力，良好的人文氛围，都是未来产业升级最好的支持。

　　8、总体上说，江苏现在的发展道路和浙江差异很大，有点广东特色又有点山东特色。还有，苏北的未来比粤北和鲁西都要好，苏北对于江苏来说不是负担而是财富，关键是要善于挖掘这笔巨大的财富。

　　二十、江西:

　　1、九江毫无疑问是江西最有前途的城市，但现在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没有充分利用好长江沿岸的交通便利。九江到南昌的城际高铁，发改委还没有批下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庐山的旅游规划很不错。

　　2、南昌原来是比较差的省会城市，现在发展较快，快接近长沙了。但是城市还是太小，卫生状况也不好。

　　3、吉安是除了南昌九江之外最有前途的城市。井岗山的基础设施相当好，一个县级市，有机场有铁路有高速公路，有直达北京上海的飞机火车，全中国只有这一个。还有，吉安的森林覆盖率特别好，环境保护很不错。过去十年，吉安得到不少中央直接投资，多亏曾副主席啊。未来十年怎么办，应好好考虑考虑了。

　　4、赣州的环境真的很美，但人民太穷，现在苦等广东的产业转移也不是办法。到龙岩的铁路已经通车了，往海西经济区看看或许会有新机会。

　　5、上饶只能往东，引进浙江的民营资本，走浙江的发展路子。抚州还有个本科院校，但在交通上是个死角，光靠崇仁的矿产品绝对不能富裕起来。景德镇的环境破坏很厉害，陶瓷行业的危害性很大啊。

　　6、前年去过鹰潭，感觉小城市建设不错，也许是铁路枢纽的原因，城市很有活力。宜春和新余就差远了，还是比较穷。萍乡是个好地方，除了融入长株潭，没有任何其他出路。

　　二十一、贵州：

　　1、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也是环境保护最好的省份。完全可以称为森林之省，贵阳的城市中心和周围居然有那么大片的原始森林，黔灵公园的环境非常优美。贵州的发展只能先上贵阳和遵义，其他地方现在还没办法规划，地形太复杂了。

　　2、其实贵州可以发展为中国的军工大省，沿海的很多军工企业应该要加大对贵州的转移投资力度。很多保密产业也可以在这里建设基地，这里很适合隐蔽产业的发展。还有，旅游度假基地也可以成为贵州的发展方向。

　　3、安顺六盘水都发展缓慢，毕节铜仁那是非常落后。主要是由于交通不便利，外地人都不知道这些地级城市。光依靠开采矿产资源只能越采越穷。

　　4、黔东南黔南黔西南三个自治州的自然风光都非常好，尤其是都柳江流域简直是人间天堂，但中国有几个人知道呢。其实东部地区的很多产业都可以在这里进行产业投资的，劳动力成本非常低。

　　5、三日晴三尺平之类的话都不是贵州落后的原因，连交通都这么不方便的省份，怎么可能不贫穷呢？至于贵州人的思想观念的落后，和东北的那种计划经济思维和山东的官本位思维导致的落后完全不一样，而是一种信息闭塞型的落后，这里没有什么计划经济烙印，也没有什么对公务员编制的崇拜，这里的人对外面世界了解得太少了。

　　二十二、北京：

　　1、中国首都，未来也是世界首都之一。按照目前中国的复兴速度，20年后肯定是世界的中心城市之一。

　　2、经济职能一定要迁出北京。其中，各类金融机构总部尽量迁往上海，除金融企业之外的其他中央企业总部尽量迁往天津滨海新区。

　　3、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还要加强。不要被什么地方自治和民主改革之类的口号所欺骗，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可以改革改善，但是绝对不能全盘否定。

　　4、中央商务区在东部，那西部就应该发展成中央政务区。二环以内的部委机关应集中迁移到西边集中办公，国务院也可以考虑从中南海迁往环境优美的西郊。

5、地铁建设是解决北京绝大多数问题的关键，如果按照东京的密度，北京还应修建30条地铁。东京的面积比北京小，人口比北京多，但是除了银座浅草涩谷等少数几个地方之外，东京的其他地方的大街小巷在平时几乎看不到行人，路上也看不到什么车辆，更不用说有堵车之类的事情了。北京交通建设的方向不是消灭堵车问题，而是要达到大街上基本见不到车辆。

6、除了解决交通堵塞问题外，从根本上解决北京的大气污染问题还是发展地铁。单双号上路的方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7、缺水问题根本之解决不在南水北调，而在以下两方法：第一是发展中水，如果北京的全部污水都处理为中水再排放到地表形成人工湖，十年后北京有五分之一的地表都会变成水面，从而可以改变北京的气候增加北京的降雨量。第二，在北戴河海边建立全球最大的海水淡化工厂，将海水淡化成直饮水后直接用管道输送到北京。当然，成本会比较高，但是还是远远低于现在喝的桶装水。

　　8、北京高校的本科生部都可以迁出北京，只留研究生部在北京就可以了。对于部分已经边缘化的老北京人，政府应该在经济上鼓励他们迁出北京，就象首钢迁往唐山那样；对于大量的思想上已经国际化全球化的又会外语的住在北京的北京人和外地人，鼓励他们出国定居；对于呆在北京的部分外国垃圾，坚决遣送出境，绝对不要手软，有些白人黑人以为自己有钱有势鸡巴大，在中国随意乱搞女人，简直就是畜生禽兽猪狗不如，对这些洋垃圾不要说什么人权，因为他们连兽权都不配，要坚决将这些畜生赶出中国赶出北京！！！或者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国际惯例接轨，让国内成立一些光头党之类的民族主义组织定期袭击这些鬼佬以及和它们鬼混的中国女人！！！总之，北京的人口数量一定要控制，但不要光通过行政命令控制，而要通过市场手段加行政手段协调进行。 　　

二十三、上海：

　　1、十年之内不要说超过香港的话，因为十年后肯定会超过，多说反而无益。亲儿子和干儿子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大家不用再去多说了。

　　2、从内部规划来看，北京的一行一局三会，即人总行、外管局、证银保监会，应迁移到上海；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的总行也肯定会迁移到上海。上海的金融中心还要20年才能建成。现在也不要去过多宣传。

　　3、中国最大的造船基地在上海，大飞机制造基地也在上海，再加上宝山的钢铁产业基地、上汽的汽车制造基地、洋山的深水港基地、浦东的空港基地等等，我不知道世界上哪个城市有上海这么幸运。这种大规模的制造业规划，全世界大城市独一无二。当然，规划毕竟是规划，能否实现还要看阿拉们自己的努力了。

　　4、如果一切顺利，2030年超过东京完全可能，那时候不会再说上海是东方巴黎了，只会说巴黎是西方上海。如果不顺利，上海也会是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几个城市之一，这些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5、最后说一句，上海人的排外已经好多了，但还要继续增加包容性，否则永远不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还有，上海富裕了一定要知道帮助中西部的贫困省份，除了已经确定的西藏的日喀则和新疆的阿克苏之外，还要多增加对口帮扶的地区和帮扶的力度。个人认为上海应该重点帮助云南省，除了地缘因素外，当年上海知青在云南的特殊感情经历也早已将云南和上海连接在了一起，孽债一书的描述太真实了！上海是共和国的长女，长女一定要有长女的风范啊！

　　二十四、香港：

　　1、说香港的法律制度、经济体制、自由市场环境领先大陆20年，一点也不为过。但不能说因为这些原因，香港就一定领先上海20年，意识形态的东西不要过多去描述，也不要搞成宗教化。一切都在变，将来的事情谁也不知道。

　　2、香港今后还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窗口，但肯定不是唯一的窗口了。港人对大陆同胞的优越感也会逐步降低，这是肯定的。50万人游行的事情以后尽量不要再搞，因为没有什么作用；政治体制改革的事情现在也不是香港的第一要务。香港是个务实开放的工商业中心，不要搞成政治化的城市。

　　3、统一台湾之前，香港可以继续从深圳和珠三角获得额外收益，如港珠澳大桥之类的事情；即使广东不愿意，香港只要往中央政府反映，肯定是中央压广东省向香港让步。但是香港不能总是这样自私，要学会处理和兄弟省市的关系。统一台湾之后，一国两制的政策肯定会与时俱进的，香港同胞到时候在经济利益上也肯定要向台湾同胞做些让步的。

　　4、香港不要总和大陆的城市去比较，怕被人超越，因为人类社会总是在变化。过去的千年，世界中心从开封变到了纽约，未来的日子谁又能说得准确呢。香港人也不要太斤斤计较某些经济利益的得失，毕竟香港是不要对中央上税收的。还有，普选不是灵丹妙药，就让政客们去闹吧，老百姓的日子不会因为普选就会有大改变。最后，恭喜香港同胞今后多多发财！呵呵。

　　二十五、澳门：

　　1、中国面积最小人口最少人均GDP最高的省级行政区，未来的发展趋势不应该确定为东方的拉斯维加斯，因为我曾经去过拉城，觉得它的后天先天条件绝对不如澳门。

　　2、个人认为澳门的定位应该是东方的卢森堡或摩纳哥。光搞黄赌毒肯定不是长久之计。除了赌博和性产业，澳门应该发展成中国与葡语世界连接的中心。当今世界除了葡萄牙，还有巴西和非洲几个国家使用葡语，但是CCTV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频道的同时却没有葡萄牙语频道，澳门应该争取CCTV将葡语频道设在澳门；澳门还可以发展为中国的葡语培训中心，澳门机场可以成为中国对葡语世界进行人口和劳务输出的基地。

　　二十六、湖北：

　　1、武汉在改革开放头20年内是中国没落最快的城市,最近几年稍有起色，应该说未来10年是武汉发展的关键期。就地理位置、科教优势来说，武汉是中西部最好的。但长江和京广线交汇的这个特大城市的发展却总是不如人意。武汉的湖泊很多，49年后很大面积的湖面却被填了，严重破坏了环境，现在连东湖的鱼都不能吃了。那么多的高校好象没有对武汉的发展有突出的作用，光谷硅谷之类的词依然还停留在口号。现在的武汉好象78年的中国，这个巨大的城市已经站起来了，但是还没有站稳站直，百废待兴。

　　2、武汉未来的优势在于长江上的巨型港口、在于未来的大型物流空港、在于大规模的高校集群中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于造船业和汽车制造业的复兴、在于新兴高科技产业的崛起。说芝加哥太遥远，20年后能发展到神户或名古屋的水平就很不容易了。总体上说，武汉过去五年的发展确实可圈可点，让湖北的一把手都去上海高就了。

　　3、黄冈鄂州黄石都在江边，除了发展成为武汉制造业的下游产业基地，还可以承接长三角珠三角的部分中间层次的制造业转移。这三个城市都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不完全适合广东的那种制造服装鞋子的低端产业转移过来。还有，中国的军用造船业大多位于沿海，从国防角度考虑战时容易遭受袭击，而内陆地区除了长江，其他的江河都受通航吨位的限制不能制造大型军用船舶，因此长江中上游的军用船舶工业必将有巨大的商机。例如象武汉青山船厂之类的企业即将进行大规模船舶制造业扩张，但武汉的长江岸线资源已经很紧张；黄冈鄂州黄石三个城市必将成为青山船厂未来的生产基地。

　　4、宜昌和荆州是另一个关注点。这里的交通不如鄂东方便，但都紧邻长江，通航能力也不受三峡大坝的船闸制约，是未来湖北省的另一个经济重心。十堰和襄樊受丹江口南水北调工程影响，未来只能走环保经济和软型产业的路子，大规模制造业的发展已经不可能，对经济会有些影响。

　　5、荆门随州在国内确实没什么人知道。恩施州比湘西州甘南州楚雄州要好，但比不上延边州大理州红河州，在民族自治州里算中等吧。咸宁孝感除了并入武汉经济圈，没有其他出路。天潜仙是省直管县的活生生例子，但经济发展也不行。神农架林区就发展发展野人旅游经济吧。

　　6、武汉和长沙不是一个类型，就象游泳池里的白人和田径场里的黑人，总体上说，武汉的先天条件要远远好于长沙，但后天的机遇和条件却未必强于长沙，至于将来谁也说不清。这种比较没有什么意义，以后尽量少争论吧！

　　7、湖北人是九头鸟，优点缺点都很明显。心计较多但容易写在脸上，反而显得挺可爱的。湖北人的聪明才智还远远没有开发出来，希望今天的九头鸟能成为明天的九头鹰九头龙，就象当年辛亥革命一样为中华复兴再立新功。

　二十七、安徽:

　　1、全中国最复杂的省份，当年设立这个省的目的主要出于政治考虑，有些原因说出来影响社会和谐，这里就不说了。当年从安庆到合肥，省城的几度变迁也是中国最频繁的。东西南北人都在这里生活，差异之大令人惊讶，就象比利时的法语区德语区荷语区一样。

　　2、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巢湖共六个地级市都沿长江，是条件最好的，除了拥有奇瑞的芜湖发展较快以外，其他五个都不行。池州地改市不久，先天不足，发展缓慢还可以理解；铜陵马鞍山的面积都那么小，却发展不起来，实在说不过去；巢湖的无为和县都在江边，但是却把大好的地理位置浪费了；安庆的经济落后更是不应该，即使不当省会，也不至于现在这样落后啊。

　　3、宣城文化底蕴深厚，地改市后吸引了不少浙江资本，经济渐渐有起色，未来肯定是成为浙江的产业转移基地。黄山就象张家界，产业结构太单一，除了旅游业，其他都不行。 　　 4、六安本来最穷，但最近几年铁路公路建设发展非常快，可喜可贺！滁州的贫穷最不应该，难道还要学着凤阳人唱着花鼓去讨饭吗？

5、蚌埠阜阳淮南淮北宿州亳州，都是苦穷之地，谓之皖北。其实，蚌埠阜阳的铁路交通十分方便，如果地方官员的发展路子正确，完全不是今天的局面。其他四市或者受工矿拖累，或者农业比重太高，仍然是在落后中徘徊。至于思想观念，皖北更是相当落后。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减少人口压力，首选地方是去非洲拉美种地建蔬菜大棚，然后才是去沿海地区就业或者去合肥发展。如果不让这些人多走出去看看，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还会贫穷落后一万年。

6、合肥，就象这里出来的那位李鸿章，大家都不喜欢，但是大家都找不到比它更好的替代城市，那就让他接着干吧。对这座城市，很多中国人一点也不了解。对于李，对于合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太复杂了。历史就象小姑娘，就让大家一起打扮吧！到南京武汉的客运专线都通车了，希望合肥能带领安徽能走出一条快速独特的发展路子。

　　二十八、天津：

　　1、20世纪前50年发展最快的城市，20世纪后50年没落最快的城市，几乎快到县城的水平了。未来20年里也许又会成为中国复兴最快的城市。如果中央对滨海新区的规划真的实现，那天津又将超越广州成为老三。历史总是在河东河西之间徘徊，没办法说清楚。

　　2、除了空中客车项目以外，现在滨海的大项目太多了，多得有点恐怖，但是滨海的基础设施还没有完全跟上。现在很多南方人认为，这种中央投资不是市场经济，这里人的思想不如南方人开放，这里的体制和制度都离商业化太遥远。其实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天津滨海的新型工业化能迅速成功，他的经济潜力会远远超过南方的城市。至于思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思想变得还快，就象中国女人从小脚女人变成世界公交车一样快，一代人的时间足够了。

　　 3、从深圳特区到浦东新区再到滨海新区，肯定是一个比一个好；再加上深圳山东来的张书记，天津的形势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说得绝对一点，如果这么多优势集中于一起的天津在10年后还不能超过深圳或广州中的一个，那么就把天津降为地级市吧，这个刘阿斗永远也不要去扶了。

　　4、原来京津之间确实有竞争。但现在京津城际、京沪高铁、津秦客专、滨海深水港、滨海特大型机场、保税区、高新区、金融改革示范区、城乡改革统筹区等等项目的实施，使得天津的独特性显现出来。北京的很多中央大型企业总部也将陆续迁往天津滨海。

　　5、除了塘沽，汉沽和大港也有很长海岸线，但好象开发很慢，很多地方还是滩涂。天津市区到滨海之间还有很多荒地，这些都是很宝贵的资源。天津今后的发展方向很可能是荷兰的鹿特丹之类的重工业型港口城市。

　　二十九、内蒙古：

　　1、最近几年GDP就象吃了猪快长，有点不可思考议。仔细分析，原来是中央对内蒙尤其是蒙西的投资巨大增长。个人认为，出了能源安全的考虑，中央应该是着眼于统一台湾之后的外蒙问题，首先要增加向心力啊，确实是往后看50年的很高明的措施。

　　2、前面已经说了，呼伦贝尔和兴安入东北，阿拉善入宁夏，剩下的内蒙很好发展了。包鄂巴乌是重心，包头最近几年的环境保护很不错，发展很快，为内蒙第一；乌海是最小的地级市，居然还有机场；鄂尔多斯的能源工业相当不错；巴彦淖尔稍微差一点儿。

　　3、呼和浩特市的建设前些年比较差，CB书记从湖南到内蒙后，几乎年年有大变化，越来越象自治区首府了。乌兰察布的铁路交通便利，人口也很多，应该要加大环境保护，发展生态产业，光把羊实行圈养还不够，草原覆盖率还要提高，这里是北京的西北风口啊。

　　4、赤峰和通辽就是以前的昭盟和哲盟，现在的变化很大，但有些旗的嘎查把草原破坏得太厉害了，就象狼图腾一书描绘的一模一样，这种发展方式最应该被唾弃。这里不象南方可以先污染后治理，这里的环境太脆弱了，不容污染。

　　5、锡林郭勒盟最应该说说，这里的草原还不错，要好好保护。锡林浩特的城市有点破，现在要跟上了。二连是天然的外贸窗口，比对面外蒙的扎门乌德领先30 年，很多外蒙人在这里定居做生意，和内蒙人通婚，他们的小孩子在这里学习汉语和老蒙文，慢慢开始疏远外蒙的斯拉夫化的新蒙文，这就是最好的民族向心力，比战争强一百倍。

　　6、内蒙的问题不只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很多南方人不明白这一点。只有统一了外蒙，中华民族才能彻底砸碎西方白种人500年扩张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带领全世界有色人种去勇敢面对无耻的侵略成性的白人，建立真正的和谐世界。　　

　　三十、甘肃： ­

　　1、兰州是西北不缺水的大城市，近来发展很快，但空气污染还比较重，仁寿和玉泉都很漂亮，但南北两山的绿化还要加强。这里的军工企业很适合超前发展，大规模制造业的投资要加强。兰州军区的生活待遇目前是最艰苦的。兰州西宁经济走廊带应该进入国家级规划。

　　2、天水的环境是最漂亮的，但经济还不行；陇南合并成县地区后变大了，但交通太封闭；临夏甘南两州的民族问题要处理好，如果没有穆斯林兄弟和藏胞兄弟的齐心协力，过去的同治回乱和现在的西藏暴乱已经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中华不可能在稳定局势下走向复兴，新疆的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在这里也要大规模推广；定西以前是全国最穷，现在的土豆产业发展很快，但离富裕之路还很遥远；平凉和庆阳相对比较贫穷落后，最近几年发展较慢；白银非常缺水，这个问题已经影响了经济发展。

　　3、河西走廊各城市，发展最快的是张掖，但黑河的水浪费太大，下游的阿拉善都快渴死了；武威发展较慢，民勤都快被沙子淹没了；金昌的经济还可以，但矿山尾矿带来了遮天蔽日的沙尘暴；嘉峪关那么小，应该并入酒泉，可以发展成一个较大规模的地级市，阿克塞的哈萨克人和肃北的蒙古人应该尽快实现由游牧到定居，以挽救极度破坏的生态平衡，民汉合校的工作还要继续普及。

4、甘肃只有2500万人，很好发展。东部地区还很湿润，应大力推广城市化，兰州和天水应发展为西北地区的大城市。河西走廊则发展绿洲经济、节水经济、环保经济，逐步减少矿山开采，玉门油田应该尽快关闭。甘肃面积大，高速公路和支线机场应该大力发展。

5、从政治角度看，兰州到乌鲁木齐必须要修建高速铁路，这里的铁路运力已经接近饱和状态，即使兰新复线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兰州是中国经营新疆西藏的基地，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应该走到全国的前列。

　三十一、河南：

　　1、曾经的中原富庶之地，中华文明核心省份，为什么会形象不好，真的要好好考虑。说实话，很多中国人都是河南人后代，希望国内同胞不要再去歧视河南，那等于是人为制造内部矛盾。其实这些年郑州洛阳开封的发展相当快，尤其是郑州，连黄河边的绿化都那么好，令人鼓舞。这个建国后新建立的省会，比其他几个新省会城市如石家庄呼和浩特合肥都要漂亮，我很喜欢郑州。开封是一千年前的纽约，现在的城市建设也很不错。洛阳有点落后，主要是象一拖这样的几个大型企业为体制拖累，没有起到城市经济发展骨干作用。

　　2、新乡鹤壁安阳濮阳总体上都还很落后；焦作还算可以；济源作为一个省直管的县级市，发展得很好；三门峡这个地级市还不如一个县级市。商丘周口许昌漯河平顶山都还是农业地区；驻马店的名气还没有上蔡县大，其中原因大家都清楚；信阳气候很象江南，但一个县的人口居然超过百万，简直太恐怖了；南阳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负担最重，还要保护好丹江口的水质，任务艰巨啊。

　　3、河南人口已经超过一亿，按中等发达国家80%的城市化计算，要有8000万人口生活在城市，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全世界也没有先例。因此对外移民是必由之路，现在去非洲拉美的河南兄弟越来越多，那边不用搞计划生育，对河南农民很有吸引力。河南省政府应该成立一些半官方的民间组织推动此事。去沿海地带和外省城市的河南人也越来越多，这都是好事。河南是中国没有暖气的最北部的城市，河南农民最不怕冷也最不怕热，河南农民会种地也愿意多生孩子，他们是中国对海外移民扩张的最大财富。

　　4、计划生育是最愚蠢的政策，但我们应该理解政府。白种人占领全世界后实行民族国家体系，建立签证护照制度，来压缩有色人种的生存空间，这直接导致了中国政府只能通过计划生育来控制人口。我们要想获取生存空间，就要出国定居，中国出国一个人，就少了一份生存压力。河南人口第一，尤其要注重对外移民。这是解决河南农民问题的唯一出路。

　　三十二、四川：

　　1、天府之国的美丽，却有摆脱不掉的盆地意识；成都是那么适宜人类居住，但很多其他的地级市还那么贫穷落后；四川给我的印象是很矛盾的。可以说，没有四川的经济起飞，中国的大西南地区就没有希望。四川太重要了。

　　2、成都自从府南河改造后，城市建设越来越漂亮，人居环境全国一流。这里的休闲气氛和浓烈的生活气息，简直就象欧洲发达国家的大城市。成都的缺陷在于普通居民的收入还是太低，有点象大连；成都的市场竞争体系和成都人的冒险创新精神还很落后，这一点和重庆形成鲜明对比。

　　3、重庆直辖后，泸州和宜宾的港口建设尤其重要，这两城市应该成为下阶段四川的发展重点；绵阳的城市相当漂亮，城市人口素质很高；德阳差一些，也还算发展得不错的城市。资阳眉山是新设立的地级市，总体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内江自贡正好在成渝之间，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应该合并成一个较大的地级市；成渝城际高铁已经立项，通车后内江到成都和重庆的时间都不超过一小时，这里完全可以发展成为象绵阳一样的城市。

4、乐山除了旅游业，其他都不行。攀枝花的传统工业污染了长江上游的水质，盐边米易还是贫困地区。遂宁南充的铁路通了，经济发展还没有大突破；广安是伟人故乡，应逐步融入重庆经济圈；达州生态好农民穷，光靠出去打工肯定不行；巴中是最穷的，交通也相当不便利。

5、雅安真的很美，还有本科院校，地理条件和生活条件都算比较好的，去过一次，非常喜欢，希望能发展成为下一个绵阳。广元的城市建设有点乱，朝天元坝两区好象还是农村。阿坝甘孜凉山都还太穷，未来十年比较现实的目标还是脱贫致富。

　　6、地震后，全国各省对口支援灾区各县，从政治角度考察，可以肯定，这些灾区县在未来五年之内会发展成为四川的民心城市也是明星城市。四川辽宁浙江本来都想申办2013全运会，这意味着一千亿的中央直接投资，如果没有地震，四川肯定没有希望；但现在的地震大大增加了这种可能性；地震后的五周年召开全国运动会是抚平创伤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7、川人从未负国，国人绝不负川；这次大地震中全球华人对四川的牵挂让人感动。希望四川能抓住地震后中央直接投资大规模增加的机会，搞好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未来经济腾飞打好基础。

　　 　　8、从总体上考虑，中国最重要的三大省份是山东、广东、四川；现在的四川在经济总量上还无法和广东山东相比，但将来的四川一定会走出盆地意识，走向全世界。

　　三十三、重庆

　　1、西部地区发展最快的大城市，也是中国城市建设最快的城市。十年直辖，简直是座飞机的发展速度。就市区的发展而言，和十年前的上海一模一样。重庆的短处在于库区和山区，涪陵和万州相比市区还比较落后，黔江山区则更加贫穷。

　　2、重庆的最大优势在于长江，现在的问题是三峡船闸限制了长江的水运，三峡工程竣工后，虽然万吨轮船可以直达重庆，但是三峡船闸太繁忙了，管理和调度都没有跟上。

　　3、重庆和成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目标是不同的，没有比较的意义。BXL主政重庆后，城市的美化和建设肯定会更上一层楼。作为西部城市，交通尤其重要，朝天门和南岸区可以发展成中西部最大的集装箱码头；江北机场的规模和吞吐量还太小，和双流机场比都有差距，和直辖市地位不符，应该大规模扩建。重庆的城市轻轨的运力也有限，应该提前开始规划城市的轨道交通，不要象北京那样堵塞得不行了才开始大规模修地铁。

　　4、长寿涪陵丰都忠县万州奉节巫山都是长江沿线的城市，交通便利，劳动力成本和地价都比较低，应该把市区的部分制造业转移到这些地区，尤其是造船业和汽车制造业，以带动各区县的经济发展。这些地区不能光靠国家对三峡移民的投资来发展经济，输血似的发展总有天会停止，关键是要增加造血功能。

　　5、重庆直辖后的大规模中央直接投资和财政转移支付直接带动了经济起飞，但是今后的重庆还必须依靠制造业的发展，三千多万人口的城市，没有大规模的制造业支持和一定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不可能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重庆的军工企业和重工业的基础都很深厚，工业文化的烙印很深，这也是重庆未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基础。今后中国的国防工业的布局必然还是会重点建设西部，重庆将成为其中最重要的基地。

　　6、当年的陪都，五十年代后曾经走向没落，今天再次崛起。我三年前去重庆时就被它的发展速度所震撼。重庆人的豪爽个性让我感觉到了东北的城市。重庆的缺陷在于城市化程度太低，农村人口太多，和其他大城市相比重庆还不够洋气，很多重庆人还在控诉成都当年对重庆的剥削，部分重庆人中还出现了欺负欺骗外地人的现象，希望重庆今后认真解决这些问题，将重庆真正建设成西部的国际大都市。

　三十四、台湾

　　1、就政治层面而言，台湾和大陆终将融合。

　　2、经济层面上，台湾所有的大城市都在西部，和福建东部遥相呼应。如果没有和大陆的经济融合，台湾的经济问题永远无法解决。就GDP总量而言，07年的台湾经济已经被广东超越，08年即将被山东江苏超越，09年将被浙江超越。就人均GDP而言，2010年的北京上海肯定将超过台湾。2015年浙江的人均 GDP也有可能超过台湾。可以肯定地说，台湾的那些意识形态分子将会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台湾人对大陆人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也将同时消失。

　　3、台北高雄在20年后肯定进不了中国经济的前20大城市。如果能统一，宜兰花莲台东是中国海军直接进入太平洋的唯一出口，这里必将会建立大规模的海军基地，成为中国的太平洋舰队的基地。

　　4、如果台湾的政府体制和经济政策没有根本变化，台湾的经济总量即GDP总额在2020年的中国各省GDP总额排名榜上肯定进入不了前十名，那时候台湾人均GDP和大陆东部地区各省的人均GDP会差不多。如果台湾能利用大陆的优势，主动融入大中华经济圈，台湾的人均GDP在2020年会达到或超过韩国，成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危言。摘自世界军事论坛

对金融危机最普遍的官方解释是次贷问题，然而次贷总共不过几千亿，而美国政府救市资金早已到了万亿以上，为什么危机还是看不到头？有文章指出危机的根源是金融机构采用“杠杆”交易；另一些专家指出金融危机的背后是62万亿的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 CDS）。那么，次贷，杠杆和CDS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通过什么样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今天的金融危机？在众多的金融危机分析文章中，始终没有看到对这些问题的简单明了的解释。本文试图通过自己的理解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答案，为通俗易懂起见，我们使用了几个假想的例子。有不恰当之处欢迎批评讨论。

一。杠杆。目前，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 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

二。CDS合同。由于杠杆操作高风险，所以按照正常的规定，银行不运行进行这样的冒险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CDS。比如，银行A为了逃避杠杆风险就找到了机构B。机构B可能是另一家银行，也可能是保险公司，诸如此类。A对B说，你帮我的贷款做违约保险怎么样，我每年付你保险费5千万，连续10年，总共5亿，假如我的投资没有违约，那么这笔保险费你就白拿了，假如违约，你要为我赔偿。A想，如果不违约，我可以赚45亿，这里面拿出5亿用来做保险，我还能净赚40亿。如果有违约，反正有保险来赔。所以对A而言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生意。B是一个精明的人，没有立即答应A的邀请，而是回去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发现违约的情况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总计可以拿到500亿的保险金，如果其中一家违约，赔偿额最多不过50亿，即使两家违约，还能赚400亿。A,B双方都认为这笔买卖对自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欢喜。

三。CDS市场。B做了这笔保险生意之后，C在旁边眼红了。C就跑到B那边说，你把这100个CDS卖给我怎么样，每个合同给你2亿，总共200亿。B想，我的400亿要10年才能拿到，现在一转手就有200亿，而且没有风险，何乐而不为，因此B和C马上就成交了。这样一来，CDS就像股票一样流到了金融市场之上，可以交易和买卖。实际上C拿到这批CDS之后，并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亿，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标价220亿；D看到这个产品，算了一下，400亿减去220亿，还有180亿可赚，这是“原始股”，不算贵，立即买了下来。一转手，C赚了20 亿。从此以后，这些CDS就在市场上反复的抄，现在CDS的市场总值已经抄到了62万亿美元。

四。次贷。上面 A,B,C,D,E,F….都在赚大钱，那么这些钱到底从那里冒出来的呢？从根本上说，这些钱来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资人的盈利。而他们的盈利大半来自美国的次级贷款。人们说次贷危机是由于把钱借给了穷人。笔者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笔者以为，次贷主要是给了普通的美国房产投资人。这些人的经济实力本来只够买自己的一套住房，但是看到房价快速上涨，动起了房产投机的主意。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买投资房。这类贷款利息要在8％－9％以上，凭他们自己的收入很难对付，不过他们可以继续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借钱付利息，空手套白狼。此时A很高兴，他的投资在为他赚钱；B也很高兴，市场违约率很低，保险生意可以继续做；后面的C,D,E,F等等都跟着赚钱。

五。次贷危机。房价涨到一定的程度就涨不上去了，后面没人接盘。此时房产投机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房子卖不出去，高额利息要不停的付，终于到了走头无路的一天，把房子甩给了银行。此时违约就发生了。此时A感到一丝遗憾，大钱赚不着了，不过也亏不到那里，反正有B做保险。B也不担心，反正保险已经卖给了C。那么现在这份CDS保险在那里呢，在G手里。G刚从F手里花了300亿买下了 100个CDS，还没来得及转手，突然接到消息，这批CDS被降级，其中有20个违约，大大超出原先估计的1％到2％的违约率。每个违约要支付50亿的保险金，总共支出达1000亿。加上300亿CDS收购费，G的亏损总计达1300亿。虽然G是全美排行前10名的大机构，也经不起如此巨大的亏损。因此G 濒临倒闭。

六。金融危机。如果G倒闭，那么A花费5亿美元买的保险就泡了汤，更糟糕的是，由于A采用了杠杆原理投资，根据前面的分析，A 赔光全部资产也不够还债。因此A立即面临破产的危险。除了A之外，还有A2，A3,…,A20，统统要准备倒闭。因此G,A,A2,…,A20一起来到美国财政部长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游说，G万万不能倒闭，它一倒闭大家都完了。财政部长心一软，就把G给国有化了，此后A,…,A20的保险金总计1000亿美元全部由美国纳税人支付。

七。美元危机。上面讲到的100个CDS的市场价是300亿。而CDS市场总值是62万亿，假设其中有10％的违约，那么就有6万亿的违约CDS。这个数字是300亿的200倍。如果说美国政府收购价值300亿的CDS之后要赔出1000 亿。那么对于剩下的那些违约CDS，美国政府就要赔出20万亿。如果不赔，就要看着A20,A21,A22等等一个接一个倒闭。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美元大贬值已经不可避免。

以上计算所用的假设和数字同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无法低估。

参考文献

［1］The Real Reason fo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the Story No One’s Talking About

http://www.moneymorning.com/2008/09/18/credit-default-swaps/

【附录】

在美国，贷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贷款无处不在。当地人很少全款买房，通常都是长时间贷款。可是我们也知道，在这里失业和再就业是很常见的现象。这些收入并不稳定甚至根本没有收入的人，他们怎么买房呢？因为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他们就被定义为次级贷款者。 
　　 
　　 大约从10年前开始，那个时候贷款公司漫天的广告就出现在电视上、报纸上、街头，抑或在你的信箱里塞满诱人的传单“你想过中产阶级的生活吗？买房吧！积蓄不够吗？贷款吧！” “没有收入吗？找阿牛贷款公司吧！”“首付也付不起？我们提供零首付”“担心利息太高？头两年我们提供3％的优惠利率！” “每个月还是付不起？没关系，头24个月你只需要支付利息，贷款的本金可以两年后再付！想想看，两年后你肯定已经找到工作或者被提升为经理了，到时候还怕付不起！” “担心两年后还是还不起？哎呀，你也真是太小心了，看看现在的房子比两年前涨了多少，到时候你转手卖给别人啊，不仅白住两年，还可能赚一笔呢！再说了，又不用你出钱，我都相信你一定行的，难道我敢贷，你还不敢借？”在这样的诱惑下，无数美国市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贷款买房。（你替他们担心两年后的债务？向来自我感觉良好的美国市民会告诉你，演电影的都能当上州长，两年后说不定我还能竞选总统呢。） 
　　 
　　 阿牛贷款公司短短几个月就取得了惊人的业绩，可是钱都贷出去了，能不能收回来呢？公司的董事长——阿牛先生，那也是熟读美国经济史的人物，不可能不知道房地产市场也是有风险的，所以这笔收益看来不能独吞，要找个合伙人分担风险才行。于是阿牛找到美国经济界的带头大哥——投行。这些家伙可都是名字响当当的主儿（美林、高盛、摩根），他们每天做什么呢？就是吃饱了闲着也是闲着，于是找来诺贝尔经济学家，找来哈佛教授，用上最新的经济数据模型，一番鼓捣之后，弄出几份分析报告，从而评价一下某某股票是否值得买进，某某国家的股市已经有泡沫了，一群在风险评估市场里面骗吃骗喝的主儿，你说他们看到这里面有风险没？用脚都看得到！可是有利润啊，那还犹豫什么，接手搞吧！于是经济学家、大学教授以数据模型、老三样评估之后，重新包装一下，就弄出了新产品——CDO（注：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债务抵押债券），说穿了就是债券，通过发行和销售这个CDO债券，让债券的持有人来分担房屋贷款的风险。 
　　 
　　 光这样卖，风险太高还是没人买啊，假设原来的债券风险等级是6，属于中等偏高。于是投行把它分成高级和普通CDO两个部分，发生债务危机时，高级CDO享有优先赔付的权利。这样两部分的风险等级分别变成了4和8，总风险不变，但是前者就属于中低风险债券了，凭投行三寸不烂“金”舌，当然卖了个满堂彩！可是剩下的风险等级8的高风险债券怎么办呢？ 
　　 
　　 于是投行找到了对冲基金，对冲基金又是什么人，那可是在全世界金融界买空卖多、呼风唤雨的角色，过的就是刀口舔血的日子，这点风险小意思！于是凭借着老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找利率最低的银行借来钱，然后大举买入这部分普通CDO债券，2006年以前，日本央行贷款利率仅为1．5％；普通CDO利率可能达到12％，所以光靠利息差对冲基金就赚得盆满钵满了。 
　　 
　　 这样一来，奇妙的事情发生了，2001年末，美国的房地产一路飙升，短短几年就翻了一倍多，这样一来就如同阿牛贷款公司开头的广告一样，根本不会出现还不起房款的事情，就算没钱还，把房子一卖还可以赚一笔钱。结果是从贷款买房的人，到阿牛贷款公司，到各大投行，到各个银行，到对冲基金人人都赚钱，但是投行却不太高兴了！当初是觉得普通CDO风险太高，才扔给对冲基金的，没想到这帮家伙比自己赚的还多，净值一个劲地涨，早知道自己留着玩了，于是投行也开始买入对冲基金，打算分一杯羹了。这就好像“老黑”家里有馊了的饭菜，正巧看见隔壁邻居那只讨厌的小花狗，本来打算毒它一把，没想到小花狗吃了不但没事，反而还越长越壮了，“老黑”这下可蒙了，难道馊了的饭菜营养更好，于是自己也开始吃了！ 
　　 
　　 这下又把对冲基金乐坏了，他们是什么人，手里有1块钱，就能想办法借10块钱来玩的土匪啊，现在拿着抢手的CDO还能老实？于是他们又把手里的CDO债券抵押给银行，换得10倍的贷款，然后继续追着投行买普通CDO。嘿，当初可是签了协议，这些CDO都归我们的！！！投行心里那个不爽啊，除了继续闷声买对冲基金之外，他们又想出了一个新产品，就叫CDS （注：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违约交换）好了，华尔街就是这些天才产品的温床：不是都觉得原来的CDO风险高吗，那我投保好了，每年从CDO里面拿出一部分钱作为保金，白送给保险公司，但是将来出了风险，大家一起承担。 保险公司想，不错啊，眼下CDO这么赚钱，1分钱都不用出就分利润，这不是每年白送钱给我们吗？干了！ 对冲基金想，不错啊，已经赚了几年了，以后风险越来越大，光是分一部分利润出去，就有保险公司承担一半风险，干了！于是再次皆大欢喜，CDS也卖火了！但是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因为“聪明”的华尔街人又想出了基于CDS的创新产品！我们假设CDS已经为我们带来了50亿元的收益，现在我新发行一个“三毛”基金，这个基金是专门投资买入CDS的，显然这个建立在之前一系列产品之上的基金的风险是很高的，但是我把之前已经赚的50亿元投入作为保证金，如果这个基金发生亏损，那么先用这50亿元垫付，只有这50亿元亏完了，你投资的本金才会开始亏损，而在这之前你是可以提前赎回的，首发规模500亿元。天哪，还有比这个还爽的基金吗？1元面值买入的基金，亏到0．90元都不会亏自己的钱，赚了却每分钱都是自己的！评级机构看到这个天才设想，简直是毫不犹豫：给予AAA评级！ 结果这个“三毛”可卖疯了，各种养老基金、教育基金、理财产品，甚至其他国家的银行也纷纷买入。虽然首发规模是原定的500亿元，可是后续发行了多少亿，简直已经无法估算了，但是保证金50亿元却没有变。如果现有规模5000亿元，那保证金就只能保证在基金净值不低于0．99元时，你不会亏钱了。
　　 
　　 当时间走到了2006年年底，风光了整整5年的美国房地产终于从顶峰重重摔了下来，这条食物链也终于开始断裂。因为房价下跌，优惠贷款利率的时限到了之后，先是普通民众无法偿还贷款，然后阿牛贷款公司倒闭，对冲基金大幅亏损，继而连累保险公司和贷款的银行，花旗、摩根相继发布巨额亏损报告，同时投资对冲基金的各大投行也纷纷亏损，然后股市大跌，民众普遍亏钱，无法偿还房贷的民众继续增多……最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世界

摘自：世界军事论坛

今天，在一些人的思想中还有这样一个误区：东北是满族人的老家，东北作为中国的领土，是满族八旗入主中原之后，把东北大地像嫁妆一样带进来的。???殊不知，这可是个天大的错误。远的不讲，仅就明朝来说，建国之始就在东北地区设置了系统完整、结构规范、行之有效的管理机构，也就是说，明朝时，东北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明朝实现东北的统一

　　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风起云涌。公元１３６８年（明太祖洪武元年）８月，明军攻占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逃往元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上都被明军攻破以后，顺帝继续远逃。１３７０年，顺帝死后，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即位，历史称其为“北元”。北元等元朝的残余势力，在东北地区非常活跃。丞相也速盘踞在辽西地区，驻兵红罗山（今辽西松岭山脉），与北部草原遥相呼应。原来元朝在东北的最高建制???辽阳行省，被元朝的故臣旧将拥兵割据，多者数万人，少则数千人，虽然没有统一的指挥，但都与明朝为敌。如行省丞相也先不花驻兵今辽宁开原，平章刘益据守辽东半岛，平章洪保保占据辽阳城。北元在东北的最大一股势力是万户纳哈出，他是元朝重臣木华黎裔孙，有兵将２０余万，驻守在金山，成了明朝统一东北最大的绊脚石。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并没有因为北元偏于东北而放松警惕，他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一面积极招安，为降明的首领封官授爵，一面武力清剿顽固力量。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１４１０年，明朝永乐皇帝率５０万大军亲自征讨漠北，军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才完成了对东北的统一。

　　“金复海盖，辽阳在外”的由来

　　明朝从行政组织系列来说，中央之下最高行政区划为行省，以下为府州县，全国分为山东等１３个行省；从军事组织系列来说，中央最高的为５军都督府，下辖为都指挥司（简称都司），以下为卫所。由于东北地区地处边疆，具有特殊的军事战略意义，因此，明朝在建制设置上从实际出发，实行军政合一，即把行政、司法的职能统一于军事机构，把都指挥司作为在东北设置的最高地方统治机构。元、明时期，辽阳是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明朝顺延元朝的做法，把这个兵团级的东北最高军政机构设在辽阳，辖２５个卫、个州２及一些属部。辽东都司的辖境东到鸭绿江与朝鲜比邻，西至山海关，南到旅顺口，北到开原与奴儿干司相接。辽东都司的最高长官是总兵，有太监和巡抚都察对其进行监督和协助处理军政要务。辽东总兵均是选用“内臣”担任，是东北地区的“土皇帝”，其人选是否得当，作为如何，于东北地区的发展和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天启二年（１６２２年），明朝廷在山东登州（蓬莱）设登莱巡抚，以加强山东半岛及辽东半岛军政事务管理。蓬莱民谚所说“金复海盖，辽阳在外 ”，是指当时登莱巡抚在辽东半岛的管辖范围，即今天的大连市金州区、复州（今瓦房店市）、海城市、盖州市一带。也就是说，辽东半岛的金州、复州、海城、盖州等地都属于山东登州府管辖。当时，以上４州的学子进京科考之前，必须到山东参加省一级的乡试，获得举人身份，才能继续进京参加会试。

　　设置众多的“军分区司令部”[/fly]从太祖朱元璋开始，明朝廷就不断地遣使到女真地区招慰，动员其归附，建立了许多卫所。１４０３年，明朝廷首先建立了建州卫，由女真酋长阿哈出任卫所的最高长官指挥使。到１４０９年（永乐七年），明朝在斡难河、黑龙江、嫩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松花江、亨滚河等流域设置了１３０个卫所，任命了大批的女真人为指挥使、千户和镇抚。

女真各卫所实际也是军政合一机构，级别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和自治县（市），与明政府有着明确的隶属关系。女真各卫的官员由明朝皇帝亲自封授，这些官衔从上到下依次是卫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千户、百户、镇抚等。如果有为朝廷立下大功的或人多势众有影响力的，则被封为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个别有特殊贡献的还可以得到“龙虎将军”的高职衔。这些官职一般家族世代相袭，承袭者经明朝皇帝批准后才算数。皇帝封授这些官职的标志物是诰、印、冠带袭衣。诰，就是敕书，武官五品以上为诰命。敕书上面写明领取者的姓名、官衔、颁发日期；被任命者必须妥善保存，不得丢失不得涂改。敕书对内作为行使权力的凭证，对明朝是有进贡和受赏赐资格的信物，进京和到内地时，随身携带，路上关卡随时检验。印，就是官印，由明廷礼部负责铸造并颁发，亦是行使权力的凭证。冠带袭衣是明朝的官服，包括帽子、腰带、服装等，按品级官衔有着不同的样式、图案和颜色。

　　设置直辖的“省军区司令部”明朝在东北地区设置的女真卫所，到１４４７年（正统十二年）数量已达２０４个。万历时期，增至３８１卫和３９个千户所。这些卫所分布在西起鄂嫩河，东到库页岛，北至乌第河，南达日本海，包括整个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

　　１４０９年正月，奴儿干卫的首领忽剌冬奴到北京朝贡，提出了“宜立元帅府”的建议。朝廷接受了这一建议，即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以管理偏远地区的女真人。奴儿干都司的设置，促进了明朝对女真的管理，女真各部“莫不朝贡内属”，当地各族人等表示“我等臣服，永无疑矣。”

　　“奴儿干”是地名，原意“图画”，是说这里的山川美如画卷。奴儿干都司是直属明朝廷的军政合一的地方行政机构，级别相当于现在直辖省军区兼省政府，治所在今俄罗斯境内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下距黑龙江口约１５０公里，是个锁钥形势之处。奴儿干都司高层官员均由明朝廷从内地派任。所辖之卫所，属 “羁縻卫”。这种羁縻卫所与内地的卫所比较，有其不同点：一是它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机构，除了军事职能外，还要管辖地方的行政事务，二是它属于土官体制，即由当地部落首领担任卫所各级官员，而且官职是世袭的，父死子继，父老子替；他们没有俸禄，可在朝贡时领取赏赐。然而，这种羁縻卫所始终隶属于明王朝，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女真卫所的部属是明朝的“属夷”，他们对朝廷有“守土”之责，即“守御边境”，“看守地方”，还必须执行明廷的政令，听从调遣，按期纳贡；二是诸卫所官员由明朝委任。卫所官员升袭有定制，由兵部主管。

　　奴儿干都司管辖范围西起斡难河（今鄂嫩河），北至外兴安岭，东抵大海，南接图们江，东北越海而有库页岛。最多时辖３８４个卫、个所、个２４７地面、个站、个寨。其境内有蒙古、女真、吉里迷、苦夷、达斡尔等族人民，多以渔猎为生。公元１４１３年（永乐十一年），在奴儿干都司衙署所在地特林，创寺塑佛，名永宁寺，并立永宁寺碑。碑身高１７９厘米，宽８３厘米，碑侧广４２厘米。正面额题“永宁寺记”，横写，大字正书。碑阳用汉文刻写，碑阴为蒙古文女真文。１４３３年（宣德八年）重修寺院，再立“重建永宁寺碑”，碑文内容相同，全系汉文刻写，碑高２０７厘米，宽１２２厘米，正面额题“重建永宁寺记”，碑文记载丁奴儿干都司所辖地区受中央政府统辖和建寺立碑情况，以及明钦差大臣、太监亦失哈征服奴儿干及东海苦夷事。

摘自：未名空间站

前文说到是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吓坏了刘邓集团，为了再施“李代桃僵”之计，刘邓征得毛主席同意之后派出了工作组，意图把文革的烈火引向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引向“传统的阶级敌人”——“黑五类”。与此同时，一个由中学生首创的学生组织——红卫兵——出现了。刘邓集团通过工作组操纵红卫兵酿成了一场文革的第一场悲剧—— “红色恐怖”。

据网上资料显示，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前三天，清华附中的部分学生首先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随即是北大附中成立了“红旗战斗队”。那时候教育界批判的主流还是在批判文艺、文化界的资产阶级思想与与人物，那时的北大正在围剿聂元梓等人。这些红卫兵的诞生与围剿聂元梓是否有关不得而知，可以有一点可以肯定，最初的红卫兵不是聂元梓等大字报鼓舞的产物。

这些最早出现的红卫兵几乎全部由干部子弟组成。由于他们佩戴的臂章是红底黑字，更由于一个多月后成立的由普通群众子弟构成的红卫兵选择了红底黄字的臂章，所以这些干部子弟构成的红卫兵后来被称为“黑字兵”。

干部子弟多数从小接受了较多的政治意识熏陶，加之政治信息灵通，参与政治运动的热情自然更高，主动性更强。特别是文革开始时的斗争矛头是指向文艺、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这些干部子弟很自然地把这场斗争与“反右” 联系起来，他们要继承父母的事业，把“反对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大旗接过来，做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卫兵。

但是，仅有这一点点单纯的愿望是不够的，文化大革命不同于“反右”，文革的敌人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在共产党内，也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孩子连真正威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危险来自何方都不知道，连敌我阵线都搞不清楚，连枪口应当对准谁都不明白，就批斗，就游街，就抄家，能够不犯错误吗？！

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得到毛主席的赞扬与推荐之后，红卫兵首先错误地认为学校领导和部分教师就是最危险的敌人，不仅错误地批斗了大批学校干部，还错误的打击了一大批教师。他们严重地超越了批判的界线——实施了殴打、抄家、游街、关押等人格侮辱和人身伤害。更为错误的是，他们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同学及他们的家庭，将“反修、防修”的政治斗争变成了对历史上的敌对阶级“算旧账”，打击和迫害了一大批本来已经“归顺”了的人们。这些打击与迫害成为文革中最大的灾难，使得一些本已“归顺”的人们重新站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一边，成为否定文革的主力军之一。

当然，红卫兵所犯的这些错误绝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缺乏政治素养的结果，更是刘邓资产阶级政治路线的直接结果。尽管这些红卫兵组织是学生组织，但是毕竟是政治组织，是进行政治活动点组织，是自愿接受党的领导的政治组织。特别是这些红卫兵多数是干部子弟，他们对解放后十几年党内、党外的政治斗争多少有些了解，他们知道正确地理解中央的意图，知道“站错队”的严重性，所以他们行事必然是紧跟党中央的的政策与意图的。或者说，那些年青、冲动、缺乏政治经验的“红卫兵”其实仍然是在当时的党中央的指导下制造“红色恐怖”的。以当时还在刘少奇控制之下的人民日报为例，６６年６月１日，也就是红卫兵诞生的的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题名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该社论的第一段就说：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注意，这篇社论直接号召把“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当作敌人，以“暴风骤雨”般的气势“横扫”。这也就难怪那些一心想在文革中为党，为无产阶级事业做出贡献的年轻人把“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了！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该社论中竟然说：“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这不是直接与党的《五一六通知》唱反调吗？《五一六通知书》说要清除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赫鲁晓夫何许人也？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啊！党的首脑啊！与“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何干？

党的报刊、广播如此误导青年学生，他们怎能不犯错误？

除了党的媒体对学生们的误导之外，工作组是直接误导红卫兵的主力。当工作组是“爸爸”们的“工具”时，“爸爸”们就成了红卫兵的实际操纵者。

下面摘录了“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一文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大权在握的“爸爸”们和工作组在操纵“红卫兵”制造“红色恐怖”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下面就从刘少奇、邓小平亲自过问、直接干预的两个基层单位的情况入手，来具体说明刘少奇、邓小平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领导文革运动的方法和风格。有关事实记录，很多来自文革运动中群众出版物的文章，这里基本引用原话，但去掉一些浮夸而无实际内容的词句。

第一个例子是北京师大一附中。当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该校高一学生，她可以经常向刘少奇汇报情况，而刘少奇也根据女儿的汇报，做出指示，让刘平平转达给工作组。

六月九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六月二十日，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出大字报［指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如果说，向工作组发难使人想起一九五七年“向党提意见”的鸣放运动，那么，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特别是所谓“引蛇出洞”策略，就成为刘少奇心目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参照系，这期间他的指示、谈话，都反映出他准备把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整套作法运用到当时的运动中去。

除了五七年反右，另一个被格外注重的参照系就是不久前的四清，特别是以“桃园经验”为象征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严密的信息控制、政策神秘化、给群众分类排队等具体操作。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工作队革命委员会的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数学生参加，告诉他们保守秘密。”另一方面，是对群众“闹事”的可能场景的厌恶和防范：“可以让大家学毛选，社论，准备材料，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

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开了八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赞许下的武斗：工作组七月十一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XX（另一名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

三次斗争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连开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

第二个例子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邓小平曾亲自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胡当时负责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文化大革命）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并搞成“典型”。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六月四日，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一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一些师生对工作组进校以後把矛头指向群众非常不满，六月十七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在工作组的煽动下，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学生中也有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等学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组织的对少数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贴大字报及支持大字报的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十二个被斥为“右派”的同学，其中张XX、朱XX被定为“反革命”。张XX被斗了两天一夜，朱XX只许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

女附中反工作组的事件导致了邓小平本人对该校的直接干预。下面是胡启立对有关事实的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当时的团中央书记）突然通知我说，要我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我吓了一跳，不知象邓这样的人为什么突然叫我？去了以後，邓……具体指示我说：‘那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我回来后，就赶快通知工作组，那十三位同学不是积极分子，要坚决依靠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这样必然造成工作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动了群众斗争群众。”六月二十七日，梁二同等十八人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下令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企图进行政治迫害”。

邓小平进一步下达指示，要求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打击反工作组的少数学生。胡启立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指示我，应象师大一附中那样在学生中组织辩论会，辩论和孤立那些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当时我有些犹疑。胡克实要我向邓办公室打电话请示。六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邓小平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邓的指示说，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七月五日，邓亲自找我和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及两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开会。他又一次当面指示要组织辩论。当时一位同学代表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了，怎么办？邓竟指示说：‘她们不来，缺席辩论也可以嘛！’”

根据邓小平在十天内连下的三道指示，不顾工作组同志的反对，七月七日到七月九日接连召开了三天的辩论会，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制造白色恐怖。

除了带头反工作组的学生外，其他很多学生也没有幸免于被打击迫害。邓榕后来对师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忆到：“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七月初，刘少奇、邓小平制定一个对中学干部、教师进行“集训”的方案，以便结束中学运动，尽快开学。从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工作组组织了包括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半退休病号在内的师大女附中干部、教师“集训”，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决他们“洗澡下楼”问题。每个干部、教师都跟着一个“左派学生”，工作组把干部、教师的排队类别和主要材料告诉这些“左派”，他们随时可以叫干部、教师交代问题。七月二十五日，工作组组长张世栋讲：“洗澡下楼不要‘就事论事’，要猛上纲。”“有人要洗烫水澡。革命小将在把关，守得很严。”集训期间，干部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残，很多干部教师都讲，去集训就象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书。】

请注意上面所引用文字中的如下内容：

在刘少奇通过女儿控制的师大一附中里：

“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六月二十日，一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

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

“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

看，刘少奇就是这样指挥工作组转移斗争大方向，镇压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党内走资派的反的教师与学生的。其手法与“反右”何其相似！

在邓小平通过女儿控制的师大女附中里：

“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

“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

“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具体指示我说：‘那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

看，邓小平直接把反对工作组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学生叫做“反动学生”，难怪工作组敢于把学生打成反革命！

通过这两个例子足以说明刘少奇、邓小平确实是通过工作组再次实施了“李代桃僵”的计策，一方面打击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党内资产阶级的反的教师与学生，另一方面把文革引向批斗教师，批斗专家，批斗学术权威，批斗学生，引向打击、迫害“五类份子”及其子女。此计策即可以保全他们自己，又可以把广大教师、学生和“五类份子”及其子女的怨恨嫁祸给文革。真的可以当得起那句话：何其毒也！

那么工作组对红卫兵是什么态度呢？红卫兵在工作组转移斗争大方向，在教师、学生中抓反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刘少奇女儿在记录刘少奇指示的日记中提到“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这说明刘少奇对红卫兵——哪怕是由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心存畏惧。尽管红卫兵八成不会针对自己的官僚集团，但是他们开了危险的头：开创了学生自己建立组织参加政治斗争的先河。一旦非干部子弟也都开始组织自己的红卫兵组织，那么再想操纵这些学生，再想控制斗争的方向，就要困难千百倍了！所以刘少奇必须反对学生建立自主的红卫兵组织，这也就是工作组对待红卫兵的基本态度。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红卫兵普遍是在6月初成立的，他们成立红卫兵组织的目的就是要继承父辈“反右”的事业，他们实际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学校领导干部中、教师中、学生中抓“反革命”，就是走上社会“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一切正好与工作组组织学生斗学校领导，斗老师，斗部分学生，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目标一致，所以工作组怎么会不利用这个冲动而又幼稚的组织来充当制造“红色恐怖”的主力呢？

所以工作组一方面反对、限制学生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一方面利用——鼓励红卫兵去打击、迫害教师、学生，和“五类份子”及其子女。

为了便于在大中学校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六月十七日中央与国务院曾下令大中学校停课半年，专门搞运动。可是现在工作组却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对学生运动设置了诸多限制，如：不准成立红卫兵组织，不准搞学校间串联，不准大字报上街，不准反对工作组等等。把青年学生们的革命热情压得死死的，学校放假后运动反而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组的倒行逆施引起了部分师生和红卫兵的不满，批判工作组的呼声日渐高涨。这就直接导致了工作组在学生、教师中大抓反革命。正是由于工作组的学校师生中大抓反革命，激起了更多的红卫兵和其他师生起来反对工作组，同时导致红卫兵开始从被工作组利用，转而反对工作组，要求中央撤出工作组，由学校师生自己闹革命。

在工作组所抓的“反革命”中，最著名的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蒯大富，这个后来成为北京红卫兵“总司令”的人。

毛主席于66年7月底回到北京，立即要求调查工作组在学生中抓“反革命”的事情，陈伯达立即通知清华大学工作组释放已经被关押的蒯大富，紧接着周恩来亲赴清华约蒯大富谈话，深入了解清华大学文革的进行情况。当清华与其他几所大学的情况汇报到毛主席那里后，毛主席决定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解决工作组转移文革大方向问题。

在八届十一中全上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刘少奇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工作组随即撤出学校，在学生中抓“反革命”的错误被立即制止了，对学校领导与教师的打击、迫害也开始收敛，但是在“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下对“五类分子”及其子女的迫害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有所加强。直到66年秋，文革斗争的烽火已经烧到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官僚集团身上，许多“黑字兵”的父母先后沦为“黑帮”份子，“黑字兵”因而分裂，一部分坚持“血统论”的“黑字兵”沦为“反动组织”——“联动”，致使中央文革终于公开批判“联动”时，“红色恐怖”才宣告结束。

刘邓、工作组和“黑字兵”制造的“红色恐怖”是文革中所有悲剧的第一幕，也是造成的伤害最广的一幕。毛主席在他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愤怒地斥之为“白色恐怖” ！毛主席说得一点也不错，那就是白色恐怖！是反对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白色恐怖！

可悲的是，那些满怀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们稀里糊涂地为白色恐怖充当了打手！

而可笑的是在这一幕中受伤害的人们大多把责任记在毛主席发动的文革上，而对真正伤害他们的刘邓倍加赞扬！当然，他们中的部分人赞扬刘邓并非不了解是谁伤害了他们，他们赞扬刘邓是因为刘邓的政治路线最终把他们从“黑五类”变成了“社会精英”。

（写到这里，心情格外沉重，因为当初我自己就参加了“黑字兵”，我也曾批斗老师，批斗同学，我也曾抄家，打人。我不仅伤害了老师与同学，还伤害了一些从来不曾相识，今后也不会相识的人。我愧对他们，我真诚地向他们道歉。）

摘自：未名空间站

陈志武教授2008年2月23日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了《我们的政府有多大》一文，在通过将现今的中国政府开支与帝制时代、改革开放前和当今的美国比较之后，得出了“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资产财富份额极低”的结论。此文一出，网上立刻广泛转载，声讨中国政府不顾民生敛财自富之声不绝于耳。然而笔者细读此文，并和最近到手的《2007年全国财政决算》及《2008：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比较之后，却发现陈教授文中无论是数据还是逻辑，均有极大的谬误，今试分析如下：

1．   中美财政收入比较

陈教授文中称，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税收入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嗯，基本差不多，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为2.57万亿美元，占GDP的18.8%①，但是需要澄清的是，这个数据仅仅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并不包括州和地方政府的收入。而陈教授拿来比较的数据是中国全国财政收入，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总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总和是4.2万亿美元，占GDP的30%①。相比之下，中国全国财政收入是5.13万亿人民币，占GDP的20%。也就是说，陈教授用美国的中央政府收入和中国的全国财政收入来比较，得出美国政府收入和中国政府收入差不多的结论，实际上是不正确的。

2．   中美财政收入占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对比

在这里，陈教授又犯了一个错误，他给出美国2007年民间可支配收入为8.4万亿美元，实际上的数字是11.75万亿美元①。这样，美国政府收入占民间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35.7%，大约为1.07亿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而不是陈教授所言的8400万。相对的，中国的财政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按照陈教授给出的数据为48%（因为我没找到2007年的官方数据，如果按照2006年的数据计算，会低很多）。

3．   中美政府福利开支的比较

陈教授给出了中美政府分别在福利上的开支和比例。这里，错误又发生了。2007年中国政府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经费是7437亿元②，而不是传闻中谢旭人部长所言的6000亿元。当然了，据说谢部长说的是直接用来老百姓身上的钱，不过鉴于美国并没有这样一个数据，所以我也只能采用《2007年全国财政决算》中相关方面数字的总和来比较了。此外，美国的社保制度和中国并不相同，美国政府将中国强制征收的社会保障金作为一种税收直接统计到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去，而中国，则将其设置为独立于财政收支以外的账户。也就是说，如果要比较中美两国政府在福利方面的开支，必须将中国的社会保障金收支纳入到政府财政收支之后再进行。根据新华社的报道，2007年各项社保收入10770亿元，支出7879亿元，节余2891亿元。而美国联邦政府在福利上的开支为1.59万亿美元，地方政府在福利上的开支约为0.30万亿美金③，总计约1.89万亿美金①。考虑到中国目前劳动力的平均年龄较轻，社保节余是为了将来支出作储备。那么中国政府在福利上的开支占全国财政收入和社保收入之和的比例为35.6%，占GDP的7.3%，人均1403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9.1%）。美国政府在福利上的开支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5.0%，为美国GDP的13.5%，人均63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7.9%）。

4．   和历史上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较

陈教授又将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历史上数据比较，得出了中国财政收入的增幅远高于后两者的结论。但这个结论中并未考虑到政府在教育、福利、支农等相关方面开支的巨大增长。以1995年的数据为基准，按照陈教授的计算，去掉通胀成分后，2007年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2倍。但2007年政府在各项支出上比1995年增加的倍数分别为：教育支出约5.1倍④，社会福利支出约为9.2倍④，支农支出约为3.1倍⑤。也就是说政府收入的增加，直接体现在相关人民生活的各种福利开支的增加上。此外，陈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在1978年用现在比例相当的财政收入负责了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生活开支，这实在是对30年前中国的一种无知。实际上，当年的政府除了负责财政供养人员的各项费用外，国有企业职工的福利——从房子到退休工资，是由国有企业自己负责的，此项费用并未列入政府财政开支。

5．   所谓政府的“可支配收入”

陈教授计算了2007年国有企业的盈利、国有资产和土地的增值，然后宣布2007年中国政府作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为10.6万亿元，加上财政收入5.1万亿元，一共是15.7万亿元。然而，在计算个人可支配收入时，难道能将持有股票的未分配利润和房地产增值算作可支配收入么？难道因为我的房子今年增值了10万元，就说我今年的可支配收入是10万以上么？那么明年房子跌价了20万元，难道可支配收入就变成负值了？这逻辑也太荒谬了吧。

除了上述错误。通过比较2007年和2006年的各项开支，还可以得到的信息是：2007年的教育经费（7122亿元）比上年（4780亿元）增长了49%；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经费（7437亿元）比上年（医疗卫生+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社会保障补助+粮棉油价格补贴）的开支（5121亿元）增加了45%。这两个比例都比财政收入31%的增幅要高得多⑥。另外，美国政府2007年共征收了社会保障税0.98万亿美元①，占GDP的7%；中国的社保收入仅占GDP的4%。如果将中国的社保收入提高到美国同等程度，那么中国的社会福利开支就会占到全国财政收入和社保收入之和的37.0%，GDP的10.3%，人均1977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8%）。亦即，美国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更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征收的更多。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比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得要快，但各种福利开支增加的速度也不慢，最近一年来甚至要快的多；中国政府提供的福利虽然比起美国还相距较远，但也没有到天差地别的程度。而陈教授通过运用错误的数据，错误的定义和错误的逻辑，得出了中国政府不仅规模比美国政府大，而且提供的各种福利远远及不上美国政府这样一个错误的结论。极度得扭曲了中国政府的形象，并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天堂般的美国。我不知道身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的陈志武先生为什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如果说是能力问题，那难道我要怀疑耶鲁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术水平？或者，陈先生在其文末尾的一句话，能够稍解我的疑惑——“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

注释：

①：《2008：美国总统经济报告》

②：《2007年全国财政决算》

③：《2008：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根据2005年数据推算，扣除相应比例的联邦政府转移支付

④：《2007年全国财政决算》及《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因财政支出统计口径的变化，部分数据按比例估算

⑤：《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因财政支出统计口径改变，采用2006年的数据

摘自：世界军事论坛

美国新闻界强烈的一致意识：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凡是美国做的事都是对的，和美国不一样的想法就是错的，不照美国规矩行事的国家都是邪恶的。这一点从美国各大媒体的报导中不难看出来。在国内的时候，时常到各大网站的论坛逛逛，发现不少人有很深的“美国情结”。

但我到了美国工作之后，再去浏览国内论坛对美国的种种说法，发现其中更有许多自以为是的误导　

误导之一：美国的繁荣。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繁荣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但经过一些人的加工想象，美国已经成了每个角落都闪着金光的风水宝地。实际上，美国虽然拥有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整体生活水平较高，但贫困问题一直是一大困扰。在美国的各大城市，都有规模不小的穷人区。首都华盛顿的闹市区，街道两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是那些拿着纸杯子要钱的穷人。美国人的概念是，你穷是因为你懒，没有必要同情。政府给他们发食品券，提供低价住房。但是并不等于他们不被忽视。穷人区的房子年久失修，学校是最差的，秩序混乱，抢劫、枪杀，层出不穷，新闻媒体不报导，警察也懒得管。在那种地方住着，永远是在社会最底层。要是不愿意认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当兵，如现任国务卿鲍威尔，即是最成功范例。二是当体育或演艺明星，比如乔丹。但这种空前绝后的成功故事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上演，绝不仅限于美国。而且穷人区几乎清一色是有色人种，不能不说有种族歧视的成份吧？

误导之二：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无原则崇拜。这里面还包含着一层误解，就是什么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在一些人眼里，似乎无拘无束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体现。自己做了什么事，受到社会舆论压力，往往会来一句“这要在美国，算什么呀！”其实，只要在美国住的时间稍长，就可以明显地感到，美国社会的阶层分得很清楚，主流社会概念清晰。主流社会控制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影响力强大，他们的孩子也基本上生下来就被决定了今后的生活道路。美国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片面的吃汉堡，喝可乐，听摇滚，快车，随随便便地结婚离婚。看看布什的母亲芭芭拉和夫人劳拉，再看看尼可·基德曼，怎么可能下结论后者就代表美国的生活方式呢？

误导之三：美国的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这一点在国内，是误解最深，也是争论最大的。“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算新闻”之类。但是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大原则下进行的。那就是美国新闻界强烈的一致意识：拦鞘澜缟献詈玫模彩敲拦龅氖露际嵌缘模兔拦灰谎南敕ň褪谴淼模徽彰拦婢匦惺碌墓叶际切岸竦摹Ｕ庖坏愦用拦鞔竺教宓谋ǖ贾胁荒芽闯隼础Ｆ绞钡谋ǖ伎雌鹄次寤ò嗣牛峥怂傻摹八攀录保肆侄俚摹袄疵攀录保几彝饨摇５侨绻鹿毓依妫髁髅教寰突嶂诳谝淮剩恢露酝狻？扑魑终秸逼冢泄魏我坏阒室擅矗棵拦髁髅教甯涸鹑俗约憾妓担刻煸绯恳簧习啵返却笫戮褪强础杜?约/时报》的社论。不为别的，就是要为自己的报纸“定方向”。美国媒体平时各说各的话，背后其实有两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一个是党/派利益，一个是经济利益。尼克松和克林顿，就是当了党/派之争的“炮灰”。

误导之四：美国的政/治。美国的政/坛就像一个大舞台，各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于是我们一些同胞就看戏入了迷，以为美/国/政治真的那么透明，那么乾净。再一提到国内的贪/污/腐败，就更痛心疾首了：“看看人家！”这让我想起《围城》里的一句话，大意是说，贪/官不肯放下身段去偷钱袋，是因为钱袋里的钱太少，根本不值一偷。同样，美国大致是不会出贪/污/腐败案的，因为美国的政界人士几乎根本不用腐/败。首先，你要是没钱，根本就从不了政。要想当官，不论哪一级吧，总要竞选，竞选就要有经费，就要拉赞助。赞助拉得多，以后高升的希望就大。做到州长的，哪个背后都得有几个响当当的大财团。总统竞选就更不用说了。其次，所有从政的人，从政坛退下之后，都自己“下海”或是做顾问，根据在任时的级别，收入各有不同，但都极为可观。这些人靠的，全是当初政坛上的老关系。美国还有一些团体专靠吃政治饭发财的。他们举行各种集资晚宴，每个桌上请来各路政坛人士，再留一些空位给各大公司。每个空位都有明码标价，要想参加的公司就要掏钱。集来的钱，用于竞选，搞大型活动等等，提高政界人士声望。所以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完全用不着背后塞钱送礼，而是把腐/败公开化，合理合法化了。

被误导的深层原因其实某些误导，只要用自己的头脑冷静思考，是不难化解的。但是我们有不少人，偏偏愿意相信道听途说而来的东西，而不愿认真地做一点研究。这其中，是有一些深层次原因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近百年来根植于部份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自卑心理。自从鸦片战争打破中国人的唯我独尊之后，对“洋”的东西既崇拜又恐惧的心理在长时间主导着部份中国人的意识。所以，改革开放初期，国门一开，难免让我们认为“月亮都是外国的圆”了。改革开放不过20多年，我们取得的成就应该说有目共睹。但用20多年的时间完全改变国人的心态，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何况，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这种差距可能激发的，一种是迎头赶上，奋发图强的斗志，但是更多的，恐怕是慨叹己不如人的自卑了。有人往往会用人家的优点来比自己的缺点，越比越比出了自己的不行。一旦听人说美国的缺点，就斥为谎言，甚至一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架式，比别人说了中国的坏话还要生气。

第二点原因，在于我们的部份宣传媒介多年来有一些误导。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部份媒体出于一种希望，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先进的一面说得多，希望我们学习的一面说得多，给人的感觉好像整个美国都笼罩在玫瑰色当中。近几年，中国报刊大发展，又介绍了不少有关美国的另类生活方式，又使人觉得似乎美国人个个 “酷毙”，搞得我们国内的主流社会倒像另类。

另一部份的误导，来自于翻译小说。读得多了，我们会以为洋人个个温文尔雅，偶尔气急了说句“该死”，还要自责骂了粗话。想起当初在大学课堂上，老师突然来了兴致大讲英文中的粗话，我们立刻目瞪口呆。原来所有的粗话都可以在汉语中一一对应，有的甚至更加难听。前一阵读黑马的一篇文章，说到他正试图用北方乡村方言翻译英国诺丁汉的人说话，不禁拍手叫好。